本文刊登於產業雜誌，第578期「美中貿易戰的影響與因應」
前言
美中貿易戰是美國總統川普「美國優先」政策衍生的外溢衝擊，美國優先政策涵蓋八大議題：公平貿易、國防外交、邊境安全、稅制改革、健保改革、法規解禁、基礎建設、能源鬆綁。因為美國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當川普試圖落實這八大項目時，便會出現對其他國家產生影響的外溢效果。例如連屬性偏向美國內部政策的稅制改革措施，因恐將引發大規模的資金移動，也造成國際市場的恐慌情緒升高，特別是讓尚處於復甦階段的歐盟國家緊張不已。因此當川普祭出更直接、更針對性的貿易戰爭時，對世界經濟的衝擊當不可小覷。
美國優先政策的關鍵是在提升美國的經濟成長、創造更多就業機會。過去40多年來，美國的經濟模式向來最器重的引擎是民間消費，其次是固定投資與政府支出。而雖然出口引擎與投資息息相關，但是美國經濟早已不是倚賴淨出口的拉抬。最近一次美國擁有對外貿易順差，已經要回溯至1975年。川普與他的幕僚團隊認為美國現行高度內需導向的經濟模式，如同讓利給貿易對手。且依靠進口消費財來供應國內消費的方式，也無亦是將大量的產業工作機會奉送給進口國家，特別是中國大陸。
回顧2016年川普競選美國總統時，最重要的承諾就是提供美國人就業機會。所以川普現在不惜要透過貿易制裁來重啟出口引擎，並且讓製造業回流美國。當世界市場想要轉型，尋回失落已久的世界工廠精神，成本與代價卻可能是由全世界來分擔。再者當世界經濟最主要的需求方-美國，企圖抵制最主要的供給方-中國大陸，除了將造成供需協調失衡外，處於需求與供給之間的價值供應鏈也將無法倖免。
美、中與世界經濟現況
事實上川普執政元年，也就是2017年的美國經濟表現超乎市場預期的好。2017年美國經濟成長率達2.3%，相較於2016年僅僅1.5%的年成長率有相當顯著的改善。以主要的三具引擎的表現而言，民間消費的成長在2017年與2016年的表現相當一致，皆維持在2.7%的成長率。至於固定投資表現，2017年美國的固定投資成長相較於前一年高達3.2%，而2016年的投資相較於2015年卻是衰退1.6個百分點。在出口的表現上，美國2017年的商品與勞務出口成長則達3.4%，也是顯著優於2016年0.3%的衰退。然而去年美國的進口成長更高，達到3.9%。除了明顯的高過2016年美國進口僅達1.3%的增長，全年度的對外貿易赤字上揚了12.1%至5,660億美元，為9年來的新高。
至於川普最在乎的美國就業市場表現，在投資的拉抬下，美國失業率逐月下滑，在2017年第四季便已經來到4.1%。美國失業率不但已經回復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前的水準，更是近17年來的新低。這個經濟表現，讓川普在2018年1月30日赴國會發表國情咨文時，極力誇耀他的政績。所以也就是川普執政元年，美國經濟持續內需導向模式、貿易赤字擴大，但是經濟強勁成長、達到充分就業。
中國大陸是美國啟動貿易戰的最主要對象，而在2017年中國經濟表現同樣亮眼，經濟成長高達6.9%，優於市場預期、遠遠超過十三五計畫鎖定的6.5%成長目標之外，更是2010年中國經濟成長逐年趨緩以來的首次反轉。在中國大陸的三具經濟引擎上，民間消費與固定投資分別在2017年成長7.8%與5.0%，雖然皆不如2016年的成長率。然而2017年的出口成長6.0%，遠高於前一年的3.5%成長率。
中國大陸雖然積極透過十二五、十三五計畫的運作，希望進行經濟結構改革、減輕對外需的倚賴，但是其目前的經濟模式仍然是出口導向。2017年中國民間消費占GDP比重只有38.6%，相較於2011-16年平均37.4%的比重，可謂進展有限。一個外需導向的經濟體在貿易戰中處於相對弱勢，所以當美國啟動貿易戰，中國大陸能夠反擊的方式其實相對有限。
有關展望方面，國際主要預測機構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HIS Markit等近日更新的預測數據，皆顯示2018年全球經濟表現將優於2017年。然而在對各別經濟體的預測方面，四大機構一致認為美國今年的經濟成長將更勝去年，GDP成長率達2.5-2.7%左右。中國大陸、歐盟與日本等其他三大經濟體今年的經濟表現則可望持續去年的復甦態勢，但成長力道皆轉趨緩，亦即今年世界經濟成長主要貢獻來自美國。
由上可知，今年在美國經濟的力挺之下，國際經濟表現可望樂觀。但是美中貿易戰將是最關鍵的不確定因素，如果貿易戰的戰事擴大、升高，則景氣可能轉為悲觀。上一次最大規模的世界貿易戰，乃是發生在1930年由當時美國總統胡佛核定的Smoot-Hawley關稅法，該法案將兩萬多項的進口商品的關稅提升到歷史最高水平。在該法案通過上路之後，在加拿大領導下，許多國家聯手對美國採取了報復性關稅措施，致使美國的出口額驟降61%。那一次的貿易戰至1934年劃下句點，但結果卻導致全球性的經濟大蕭條更加惡化。
貿易戰雖然是今年，甚至可延伸至明年的全球經濟景氣展望最不確定的因素，但是當今的全球經濟情勢與88年前大相徑庭，因為國際經濟的連結與互賴程度更深。過去的貿易戰，只要不捲入戰事的國家，受到的影響相當有限。當前貿易戰則是所有價值供應鏈上、中、下游經濟體，都將很難不受到波及。然而1930年的貿易戰是美國經濟出現衰退後的保護主義高漲，而近期未來可能的貿易戰是美國恃其景氣強勁復甦之際，希望一舉改變國際貿易規則。川普的短期目標是縮減貿易赤字，長期目標在使製造業回流、創造更多美國人工作機會。因此與其討論川普為何沒有從過去歷史學到教訓，不如探討其有恃無恐、企圖開創新局的意涵。
全球貿易戰
如果不將川普上任前後全球的WTO反傾銷、反補貼申訴案件算進去，美國單邊啟動的全球貿易戰其實已經展開。依照川普政府啟動貿易戰的攻勢順序，大致上分別為：201條款防衛措施、232條款特定報復措施，以及301條款的全面報復措施。
2018年1月23日，美國針對進口的太陽能電池與模組課徵防衛稅，第一年徵收30%，第二、三、四年分別降至25%、20%、15%；至於進口洗衣機，美國第一年對120萬台以內課稅20%，其餘課以50%的關稅，第二、三年才降低，並實施進口配額限制。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根據1974年美國貿易法第201條款，就特定產品之進口增加，是否為美國國內生產相同或直接競爭產品產業遭受嚴重損害，或受有嚴重損害威脅進行調查與認定。該調查在去年即啟動調查，結果在2017年10月底就送交川普裁示，川普選擇在2018年1月才推出防衛性關稅措施。
此外美國商務部在今年2月16日建議川普總統，對進口鋼鐵與鋁材提高關稅。這一部份則是根據1962年貿易擴張法的232條款，就特定產品進口影響美國國家安全進行調查後的措施。如同201條款，同樣是在去年啟動調查。2018年3月9日，川普正式簽署總統文告，向進口鋼鐵及鋁材，分別徵收25%和10%關稅。有關課徵鋼鐵、鋁材高關稅，川普特別暫時豁免刻正與美國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與「美韓自由貿易協定」的加拿大、墨西哥與韓國。
根據調查結果，上述產品關稅的調升，充其量僅是警告性質，目的是為要求美國貿易對手，特別是中國提出更具體改善貿易不均的措施。其劍指中國的原因，不外乎去年5月的美中百日貿易改善計畫，與11月北京提出的採購美國產品暨中美企業合作方案，都沒有辦法滿足川普的要求。
其實中國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為因應出口萎縮而過度投資，結果是囤積大量的鋼、鋁。美國早已洞悉中國大得不對外傾銷鋼、鋁以去化過剩產能的壓力，因此在後危機時代頻頻在WTO對中國出口的鋼鋁祭出反傾銷、反補貼申訴。一系列的雙反申訴下來，美國自中國進口的的鋼、鋁占比早已經低於2%。但北京為了不想示弱；反擊美國的232調查拉高關稅措施，在4月2日發布了對美國進口產品加徵關稅的清單：提高關稅15%的產品包括葡萄酒、堅果類、水果、鋼管等120項產品；提高關稅25%的產品有豬肉和鋁，總值約30億美元。
真正的美中貿易大戰重頭戲應該是去年8月中開始的301調查，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調查報告已然完成，如同201條款與232條款調查報告，報告送到川普手上後，變會在特定時點公布報復措施。301是更具攻擊性的條款，根據美國1974年貿易法，授予美國政府在對外洽簽之國際貿易協定未獲執行，或貿易夥伴採取不公平貿易行為時，實施報復之法律依據。在301條款下，美國總統可以根據最後USTR調查做出的報復措施，包括暫停雙邊貿易協定下的義務、提高關稅、禁止進口，甚至要求金額賠償。
USTR啟動調查後，必須先諮詢美國專利商標局及其他智財權團體，下一步是舉辦公聽會，並與中國代表進行諮商。而與中國代表完成雙邊會談後，USTR尚須聽取美國貿易談判諮詢委員會意見，再根據意見做出認定結果、發佈聯邦公報。相關的聯合公報還需進一步檢視是否涉及1994年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以及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也就是如有爭議必須回到WTO機制下解決。
川普先期手段在301調查報告公開後，於4月6日發佈將對中國進口的1,300多項獨立關稅項目，包括特定的家電、機械、電機、運輸、電子零組件、運輸設備，總金額預計達500億美元品項徵收額外的25%關稅。中國的主要反制作為將會是向WTO提出仲裁申訴，但是一則完成WTO仲裁流程曠日廢時，再則川普有鑑於過去WTO判決對美國不利，不見得會遵守判決規範。至於中國其他可能的反制手段可能包括：減少或停止美國農產品進口、減少美國乘用車與航空器進口、影響中國遊客前往美國觀光消費意願，或減少持有美國國債。
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表示，一旦美方公布301加稅產品清單，中國將以同樣的規模、金額和強度，堅決予以回擊。然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4月10日在博鰲論壇上表示將進一步開放中國市場，並降低包括美國在內的進口產品的關稅，意味中國其實不想與美國打大規模的貿易戰。
影響與因應
史有前例，貿易戰隨時有可能喊停。但是最壞的情境不能完全排除，因為川普認為美國勝券在握；他瞭解中國反擊選項有限、力道不強，且在美國優先框架下，川普不在乎貿易戰的外溢衝擊。美國與中國加總的經濟規模占全世界GDP的40%，當40%的經濟體發生問題，全球性經濟危機發生的機率也會大幅升高。因為自從70年代開始至今，跨國價值供應鏈早已橫越各洲、錯綜複雜。再加上90年代以來，金融創新致使國際金融連結更加緊密，金融衍生價值透過層層槓桿操作，超過實體經濟數倍，此外且最近一次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去槓桿未見具體成效。因此透過全球製造分工與金融連結，美中貿易戰不無可能引發世界性的經濟災難，而較易受到訊息面衝擊的金融市場首當其衝。
美國是我國外銷接單最大來源，去年占我國對外接單金額的28%。中國大陸是我國最大出口市場，加上香港去年占我國出口總值達41%。我國的經貿一則深深的整合在以市場機制導向的世界價值供應鏈之中；主要是輸出半成品到中國大陸加工、組裝，最後運到美歐最終財貨需求市場。美國對供給的需求穩定，國際供應鏈如常運轉，我國的外貿表現就能達到一定水準。反之美國對中國進行貿易制裁，中國以上包括我國的整條供應鏈都會受到衝擊。
一旦美中貿易戰爭擴大，除了股匯市震盪外，我國經濟受到衝擊的會是出口主力-約占45%出口總值的ICT產業。屆時中國一方面執行貿易報復，另一方面為了減輕出口萎縮傷害，「紅色供應鏈」深入、去化上游的力道也會更強。所以策略上，我國必須一方面提升產業在供應鏈的位階，加深中國供應鏈取代我方製造的難度。另一方面，我國要加速完成產業創新目標-智慧製造與人工智能結合，因應第四次工業革命，致力於將完整的供應鏈移回國內。
當美中貿易戰最壞情境發生，製造、出口中間財，並以中國大陸為下游生產基地的本土產業；以及在中國進行供應鏈終端加工、組裝的台商都容易受到衝擊。因此中國台商在營運策略上，要從供應美國市場轉變為鎖定中國內需需求，配合中國十三五規劃目標。至於有能力、有意願遠離戰區的台商，具備規模經濟者可以前往美國生產，乘川普鼓勵投資優惠政策之便。至於中小企業不具規模遠渡美國者，政府的「新南向政策」可以適時發揮功能，輔助廠商轉向東南亞或南亞發展。
因應對策之三是政府方面要積極擴大自由貿易協定覆蓋率，而民間企業則需集結力量，思考佈局即將或已經上路的亞太、東亞或東協區域經濟整合。以台灣經濟結構與條件，要發展成為內需導向經濟體殊為不易，但是整合或佈局在巨型貿易區塊，諸如盡快研擬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第二輪成員中，以助於維繫出口動能、減輕貿易戰的外溢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