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登於產業雜誌，第564期，「台灣製造業全球布局趨勢」
台灣經濟高度依賴出口導向，企業憑藉技術優勢在全球分工體系中，覓得專業生產代工利基，進而帶動出口及經濟成長。不過，自198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台灣勞工成本增加、產品技術複雜度提高，以及新台幣升值等因素交相影響下，造成部分產業出口競爭力下降，必須透過對外投資，全球布局來因應大環境的變化。由於適逢中國大陸經濟改革開放，許多企業便經由投資中國，以運用其廉價生產資源延續出口優勢，也形成近年「台灣接單、中國組裝、美國消費」的三角貿易模式，也讓台灣產業過去的國際布局多圍繞著中國大陸來進行。
隨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歐美先進國家紛紛思考過往偏重金融，而輕忽工業的失衡發展趨勢，體認到製造業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並相繼提出「再工業化」相關政策，重新取回國際製造的主導權。另一方面，除了中國大陸本身積極發展本土供應鏈外，其他新興經濟體也同樣擁有龐大的市場規模及大量低廉的勞動力，更試圖以比中國更低廉的成本優勢，成為吸引全球製造業布局的新基地。以上種種因素使製造業開始考慮從中國大陸撤離，全球製造版圖重新洗牌，也導致企業國際佈局集中在中國大陸的台灣企業面臨挑戰，必須重新思考新的全球布局策略。
2017年初美國川普總統上任，反全球化的施政主軸，特別是強調製造業回流，以及對亞洲國家的貿易壁壘，將更加劇全球供應鏈的裂解與重組。面對變局，台灣企業必須重新思考全球製造新版圖下重要因素，方有助其全球布局調整，進而維持國際競爭力。為此，本文擬先就台灣製造業全球布局的現況出發，接著探討重要的發展趨勢，以及影響台灣企業布局的重大因素，最後做出結論與建議。
壹、台灣企業全球布局現況
企業全球布局可藉由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情況來觀察。台灣第一波對外投資的風潮始於1980年，產業別著重於製造業，布局的區位以亞洲為主，特別是在東南亞地區。企業布局動機大多欲利用當地廉價勞力、土地、擴大當地或對第三國市場的銷售等因素。1984年開始對美洲投資大增，而1990年代開始則增加對中國大陸投資。
一、地區別—高度集中於中國大陸
根據經濟部投資審議會所公布資料顯示，累計1952年至2016年底台灣對外投資的金額與件數如表1與表2，從金額來看可以發現台灣企業對外投資地區集中於中國大陸，累計投資金額比重達59.3%，其次則是其他亞洲國家的16.7%，以及中南美洲的14%。件數方面則同樣是集中在中國大陸，占比為73.3%，其次分別是北美洲的9.6%與亞洲其他國家的9%。其中對於中南美洲的投資主要在開曼群島與維京群島等避稅天堂，且時間集中於1990年至2000年期間，可能是受限於當時的政府政策，無法直接到中國大陸投資，因而透過這些地方轉進中國大陸，若加計這些件數，台灣企業實際投資在中國大陸的金額與件數可能比統計資料來得更高。
表1台灣企業累計對外投資金額與件數比重(%)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議會，本研究整理
二、產業別—高度集中製造業
同樣地，累計1952年至2016年資料顯示出台灣製造業與服務業對外投資件數比重分別為77.4%與20.1%，累計投資金額比重則分別為67.9%與30.6%，顯示台灣製造業的國際布局程度遠高於服務業。如果再就製造業的四大產業來看，民生工業與金屬機電業的件數比重都在20%以上，若以投資金額比重來看，電子資訊業為主，其占比接近30%。對比投資件數與金額的比重來看，電子資訊業的平均投資規模大於民生、化學與金屬機電業。
表2 台灣企業累計對外投資四大產業之金額與件數比重(%)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議會，本研究整理
若再從細項產業的投資件數占全部對外投資比重來看(如表3)，以電力設備業(7.2%)、電子零組件製造業(6.9%)、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6.6%)、金屬製品製造業(6%)與食品製造業(5.4%)等業別的比重較高。若從投資金額占全部對外投資比重來看，則集中在電子零組件製造業(18.1%)、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11%)、電力設備製造業(5.27%)與化學材料製造業(4.2%)。
表3 台灣累計對外投資細項製造業之金額與件數比重(%)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議會，本研究整理
貳、台灣企業全球佈局趨勢
一、對中國大陸投資興趣減弱，轉向亞洲其他地區的投資比重增加
從對外投資的歷程變化來看(如表4及表5)，在1990年未開放對中國大陸投資之前，台灣企業對外投資金額集中在北美洲，1952年至1990年的投資金額占比達43.5%，其次是其他亞洲國家的35%，以及中南美洲的16.5%。不過，從1991年開放對中國大陸投資後，至1995年間累積的對外投資金額，投資在中國大陸的比重躍居第一位，隨後的20年間，台灣對外投資金額越來越集中在中國大陸，在2006年至2010年達到最高的70.4%。從累積投資件數來看，在1990年未開放對中國大陸投資之前，對亞洲其他國家的累積投資件數高達50.1%，其次是北美洲的35.7%。不過在開放對中國大陸投資後，1991年至1995年間累積對中國大陸的投資件數比重高達87.2%，在隨後的20多年間也吸納超過50%以上的對外投資件數。
在同一時間，台灣企業對其他地區的投資金額與比重顯著的下滑，明顯受到對中國大陸投資的排擠，特別是對北美洲與亞洲其他地區的投資。在1990年之前，北美洲為台灣企業最主要的海外投資地區之一，投資金額與件數比中分別占43.5%與35.7%，不過在1991年開放對中國 大陸投資之後大幅下滑，到了2011年至2016年間僅占2%與6.6%。至於在亞洲其他地區，在1990年之前的投資金額與件數比重分別占35%與50.1%，在1991年之後，不論在投資金額或件數也全面下滑，甚至在2001年至2005年間的比重均低於10%，不過此後便開始回升。
2006年至2010年間，對亞洲其他地區的投資金額與件數比重回升至11.2%與12.1%，2011年至2016年間更上升至23.1%與20.6%，顯示亞洲其他國家在過去10年再次成為台灣企業的投資重點，其中又以東南亞國家為台灣企業主要布局的地區。根據經濟部投審會的統計2015年對中國大陸以外地區新增的投資中，對越南、泰國、菲律賓、印尼等東南亞國家的投資金額排名位居前10大；2016年對中國大陸以外地區新增的投資件數，越南、新加坡、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的排名也搶進前10大，顯示東南亞地區已成為台灣企業海外布局的重要選項之一。
表4 台灣各時期對外投資金額比重(%)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議會，本研究整理
表5 台灣各時期對外投資件數比重(%)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議會，本研究整理
二、中小企業先行，投資大型化是近年趨勢
如果再從每件平均投資金額來看(如表6)，在開放對中國大陸投資前，台灣整體對外每件平均投資金額為352萬美元，不過在開放對中國大陸投資後，整體對外每件平均投資金額下降為99萬美元。這主要是因為對中國大陸的每件平均投資金額偏低，在1991-1995年間台灣對中國大陸的每件平均投資金額僅50萬美元，大約只有整體對外每件平均投資金額一半，也遠低於台灣對其他地區的每件平均投資金額。即便到了1996-2005年間，台灣對中國大陸的每件平均投資金額雖然有所上升，但仍低於整體平均的投資金額。
統計資料顯示在開放對中國大陸投資後，台灣企業投資中國大陸的件數暴增，但平均投資金額卻相對的低，表示台灣對中國大陸投資的企業以中小企業為主。這除了因為中小企業面臨到經營環境的改變，急需找尋能降低生產成本的地區投資，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急需海外投資而有諸多獎勵，加上同文同種也降低投資的障礙。
而台灣的大企業因為資源相對較豐富，面臨經營環境改變的壓力比中小企業來的小，而且政府對於大型企業赴中國大陸投資的限制多，因此造成對中國大陸投資以中小企業為主，也使得每件平均投資金額偏低。不過，近10年來的平均投資金額大幅提升，在1996-2000年間的平均投資金額為176萬美元，但在2011-2016年間的每件平均金額為1,982萬美元，較1996-2000年間成長近11倍，主要是因為在2006年之後，政府解除對大企業海外投資的部分限制。顯示出近年來，大型化成為台灣對外投資的重要趨勢。
表6 各時期台灣對外平均投資金額(千美元)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議會，本研究整理
參、影響台灣製造業未來全球布局的重要因素
全球布局是經濟全球化趨勢下的產物，在此一趨勢下，全球經濟走向「分工專業化」，透過考量成本、技術與經營環境，選擇最有效率且產品(服務)品質最佳處進行生產，因此可以發現諸多跨國公司在不同國家或地區進行生產製造、研究發展與行銷服務，進而形成綿密的全球供應鏈。隨著主、客觀環境的變化，企業選擇海外投資地點或經營模式也必須隨之調整，因此企業的全球布局情況並非是靜止不動，而是會隨著國內外環境的變化進行動態調整。以下就近年與未來影響台灣製造業全球布局的重要因素進行分析。
一、中國大陸投資環境改變，加速大陸台商遷移
中國大陸在經濟改革開放後，因同時具備龐大內需市場、低廉的勞工與土地成本等優勢，加上語言與風俗文化相近，因而成為台灣企業對外投資主要地區。不過中國大陸近年投資環境發生劇烈變化，不但原本吸引人的低廉勞工與土地成本不再，環保與工安要求趨於嚴格也增添企業經營難度，由於台灣赴中國大陸投資多屬中小企業，投資環境的惡化造成企業沉重的負擔。根據經濟部投審會所公布2016年核准對中國大陸投資案件數共252件，比2015年同期減少21%，已經連續三年衰退，顯示在中國大陸投資環境變化下，台商投資意願降低，海外投資布局開始轉向其他地區。
首先，自2003年中國大陸發布《最低工資規定》，依法各地方政府每兩年至少調整一次最低工資，但實際上各省市卻幾乎是每年調整，在2011年至2015年間，每年大約都有20個左右的省市調漲最低工資，平均調幅在14%至22%不等。大幅成長的薪資連帶也使得企業在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住房公積金等「五險一金」方面的基數不斷提高，使企業經營成本不斷提高。根據美國波士頓諮詢公司(BCG)於2014年透過分析製造業工資、勞動生產力及能源成本等因素，所編製的「全球製造業成本競爭力指數(Global Manufacturing Competitiveness Index)」來看，因中國大陸的製造業工資不斷調漲，兩岸製造業的營運成本已經相當接近，加上人口結構開始老化，中國大陸以往誘人的低廉勞動成本與人口紅利以不復見。
其次，2014年8月位於昆山的中榮金屬製品公司發生爆炸事故，造成嚴重的傷亡，各地方政府對於工安的要求就轉趨嚴格，相關檢查與行政程序變得更加繁瑣，對於台商企業的營運造成嚴重影響。除嚴格的工安要求，日益提升的環保意識也為台商帶來沈重的壓力。2014年12月中共12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8次會議表決通過「環境保護法」修訂案，被稱為「史上最嚴格的環保法」，於2015年1月1日起施行。在環評規定趨於嚴格，檢查頻率增加，為了要符合規定所需增添的廢氣汙水處理設備價值不斐，對於以中小企業為投資主體的台灣企業難以負擔。此外，2016年初中國大陸環保部進一步宣示，在最新的五年計畫—十三五規劃中，將實行最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如果企業無法跟上環保法規腳步，不是選擇關廠就是要轉移到中國大陸以外地區。
受到上述投資環境變化之影響，特別是薪資成本的大幅上漲，促使台商遷移在中國的投資，特別是遷往東南亞國家，這點也反映在近年台灣企業對東南亞國家的投資件數與金額上；特別是2015年底東協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AEC)正式成立，AEC加計南亞六國及紐澳的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約占全球 8.8% ，且70%的人口年齡不滿40歲，內需消費潛力龐大。而其中如柬埔寨或者緬甸等國家才正開始對外開放，準備發展其工業，對於外來投資也採取歡迎的態度。因此，在中國大陸投資環境惡化，而東南亞國家逐步興起，一推一拉之間，將加速台灣企業往東南亞地區進行投資布局。
二、中國大陸「一帶一路」戰略與台灣「新南向」政策競合
一帶一路是中國大陸所提出的國際合作發展機制，透過與週邊國家搭建區域合作平臺，發展經濟合作夥伴關係。中國大陸推動一帶一路的目的有三點：一是擴大中國向外輸出基礎建設，以及消化國內產能過剩；二是加強沿線國家經貿合作，提升國際影響力；三是透過亞投行的發展，提升人民幣國際地位。根據一帶一路國家合作內容，可以預期的是，一帶一路將帶來三大商機，包含基礎建設商機、伊斯蘭商機以及產業發展商機。
對於台灣企業而言，一帶一路的基礎設施建設並非台灣主要輸出項目，在歐洲眾多跨國企業的競逐下，可以參與的商機恐怕有限。不過，隨著一帶一路的進展，將使沿線國家基礎建設趨於完善，有助於當地二、三級產業發展，若台灣企業能事先掌握當地產業發展情勢，前往各國設點生產或複製台灣成功模式，將有助於台灣相關產業搶占先機。此外，一帶一路在中國大陸境內途經的城市，與中國大陸「兩橫三縱」城市化戰略具有高度連結，「一帶一路」戰略不僅能促進沿線主要城市的產業轉型升級，也將帶動沿海的傳統製造業往中西部地區轉移。如果能夠針對一帶一路路線上具產業轉型升級潛力的城市進行投資布局，亦為台灣企業可以參與一帶一路的機會。
另一方面，因為台灣對中國大陸(含香港與澳門)的出口已達對外出口總額的40%，為了降低台灣經濟過於依賴中國大陸，並替因中國大陸經濟轉型與經營環境轉變而備受壓力的台商尋找新的投資地點，蔡政府提出「新南向政策」。相較過去僅單向成立生產基地的政策做法，「新南向政策」強調「以人為本」與「雙向互惠」，進行包括人才資金技術、文化、教育等的互動交流，連結國內產業與東南亞國家產業，達到多元雙向的策略夥伴關係，可望將提供台灣廠商更多的投資機會。
「一帶一路」與「新南向」兩者的目標高度重疊，兩者的目的同樣為了開拓出口市場與推動企業海外投資布局，在目標國家與目的相同的情況下，台灣企業、大陸台商與大陸企業同往東南亞布局，競爭勢不可免。不過「一帶一路」以基礎建設為主，「新南向政策」則著重在醫療、文創、教育、觀光、科技和農業等，兩岸在東南亞的出口與投資具有互補性，若能合作將有助於台灣企業在東南亞國家的站穩腳步。
三、區域經濟整合台灣參與程度低
2000年以來亞洲各國積極協商區域經濟合作，例如韓美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FTA)、韓歐盟FTA或是東協加三及中日韓FTA談判，都對台灣企業的出口競爭力造成威脅。當前亞太地區最主要的兩個區域經濟整合分別為「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
TPP12個成員國的區域人口約占全球人口的10%；區域GDP總和則是占全球GDP總量1/3。而台灣與TPP多數成員國經貿往來密切，對TPP成員國貿易總額超過1,800億美元，約占台灣總貿易額1/3強。如果台灣能夠加入TPP，等同於一次與美、日、越南、馬來西亞等多個主要貿易夥伴簽署FTA，可同時獲得多國相互關稅減免、開放投資並保障投資利益，使台灣產業的產品出口處於和競爭對手公平的起跑點。也因此政府過去持續透過亞太經合會(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以及各種與TPP談判國家雙邊諮商機會，積極表達加入TPP的意願。不過川普在入主白宮後的第一天，即簽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國退出TPP。失去美國參與的TPP前途未卜，台灣在沒有美國的支持下，參與的可能性也降低。
再者，原本談判進程落後的另一個亞洲大型的經濟整合—RCEP，2016年底在印尼舉行的談判已完成經濟技術和中小企業等重要章節，2017年內可能完成RCEP所有談判。目前RCEP的成員國包括東協10國、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印度、澳洲和紐西蘭等國共同參加，又稱10+6，占台灣總貿易額和出口額比率都高達五成以上。由於RCEP的成員國為台灣重要貿易夥伴，中國大陸與南韓等主要貿易競爭對手也都參與其中，若台灣被排除在外，將使台灣產業面臨不公平的競爭。然而，由於兩岸關係緊張，台灣加入RCEP的難度極高。
對台灣友好的美國退出後TPP進度停滯，而RCEP又因中國大陸之故而難以突破，台灣是以出口貿易為主的經濟體，若未能加入區域經濟整合，將弱化台灣在全球產業分工鏈的角色。企業若要突破產品出口面臨不公平競爭貿易障礙的困境，最主要的方法還是必須透過對外投資，直接到目標市場或是有加入區域經濟整合的國家進行海外布局。因此，可以預見的是，如果政府無法改善FTA的貿易涵蓋率偏低的情況，為了避免在全球產業分工鏈被邊緣化，將會有更多的台灣企業透過海外投資進行全球布局。
四、川普堅持保護主義，加強製造業回流美國
2008年美國次級房貸風暴引發金融海嘯，緊接而來的歐債危機，更讓全球經濟陷入谷底。對此，歐美先進國家紛紛思考過往偏重金融而輕忽工業的失衡發展趨勢，體認到製造業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並相繼提出相關政策。其中美國於2009年提出「再工業化」(Manufacturing Renaissance)的概念，試圖透過重振美國的製造業，藉以促進經濟發展並降低失業人口。
在歐巴馬政府的大力鼓吹下，似乎也確實吸引美國海外企業回流。根據推廣與倡議美國製造業回流的非營利組織「回流倡議」(Reshoring Initiative)的統計指出，2011至2015年間共有350家企業回流，創造4萬個工作機會。而市場研究機構「24/7 Wall St.」也列出帶回最多工作機會的前9大回流企業，包括沃爾瑪(Walmart)、福特(Ford)、波音(Boeing)與奇異(GE)等，從海外回流約22,000個工作機會。不過相較於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在2015年發表國情咨文中所宣示，美國企業在同一時間所創造的1100多萬個新就業機會，顯然是小巫見大巫。
美國新任總統川普同樣強調製造業回流美國，擴大在美國投資，與前任歐巴馬不同的是川普採取「胡蘿蔔與棍棒」策略，一方面對於以美國為目標市場但在海外生產的企業課以高額高關稅或邊境稅做為懲罰，一方面實施減稅政策以減輕留在美國的企業之負擔，其中對於進口商品課徵邊境稅最具爭議，恐將引發全球貿易大戰。根據川普任命的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席納瓦羅(Peter Navarro)表示，川普政府為了達成製造業回流美國，將透過稅制改革開徵「邊境稅」，藉由對進口商品課稅，而出口商品免稅的「邊境調整」制度，將美國企業所需要的供應鏈移回美國，以美國國內的供應鏈來製造零組件，進而刺激就業與工資成長。在川普胡蘿蔔與棍棒齊下的策略下，福特(Ford)、飛雅特克萊斯勒(Fiat Chrysler)等汽車大廠紛紛擱置海外投資計畫，回流美國設廠，而豐田(TOYOTA)與本田(HONDA)等日系車廠也宣示將加強對美國投資，擴大在美國生產能量，帶動製造業回流美國的力道顯然大於前任歐巴馬政府。
若川普政府實施邊境稅制度，將形成巨大的貿易障礙，對於台灣恐將產生重大衝擊。因為台灣出口型態主要以三角貿易模式為主，許多台灣企業透過「台灣接單、中國組裝、美國消費」的模式，將最終商品銷往美國，台灣對美國直接出口比重約占12%，對中國大陸出口比重則約占40%。因此如果川普政府真的實施邊境稅制度，台灣最多將有50%的出口受到衝擊。對此，透過海外投資直接布局美國市場進行生產銷售也成為台灣企業全球布局重要的趨勢，目前大型企業如鴻海及台塑都已開始評估對美投資可能，我政府也開始規畫製造業與美連結的相關政策，未來台美合作將成為企業規畫布局的重要方向。
肆、結論與建議
過去台灣運用中國大陸低廉的生產要素，以三角貿易模式在全球供應鏈佔有一席之地，也因此台灣製造業的國際布局集中在中國大陸。不過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之後，美國與歐洲國家力推「再工業化」，透過科技創新降低生產成本並提高生產力，大幅提升歐美先進國家的製造業競爭力，也將促使產業從中國大陸逆向轉移回先進國家。另一方面，在中國大陸工資不斷調漲之際，生產成本更低的新興國家企圖搶占全球製造業版圖。因此，因應製造業離開中國大陸的趨勢，台灣製造業的全球布局也從過去的集中在中國大陸，逐漸開始轉向布局東南亞國家，也有部分企業著眼於先進國家市場，擴大對美國進行投資布局。根據台經院在2016年9月對台灣製造業進行2017年投資地點調查，其結果依序是台灣、中國大陸、東南亞、美國，也正符合這樣的趨勢。
近年影響台灣製造業全球布局的重要因素中，除了中國大陸的經營環境改變，加速台商從中國大陸向外遷移外，2015年東協經濟共同體成立，歐美和中韓等國企業也都爭先投資布局，台灣與中國大陸分別提出「新南向」與「一帶一路」，在目標國家與目的相同的情況下，台灣與中國大陸製造業同往東南亞布局，競爭勢不可免。至於在未來的重要影響因素，為2017年甫就任的美國川普政府，高舉保護主義且強調美國優先，除了已經宣布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並考慮以重稅措施引導製造業回流美國，將來是否會出現更激烈的政策作為，也將牽動台灣製造業海外布局的走向。
對於上述的趨勢與重要影響因素，本文提出一下幾點建議：
一、政府應協助排除跨國投資的障礙，提升台灣企業新南向布局能力
由於東協各國的政治文化差異大，加上各國經濟發展程度不一，無法如中國大陸那般視為單一市場來經營，企業需要更完整的市場特性與趨勢資訊，但東協國家眾多，企業資源有限難以確實掌握。誠如工總張勝雄理事長日前所表示，產業界缺乏通路與當地政府合作管道，成為政府推動新南向的最大障礙，政府應該優先營造良好區域經營環境，並善用台灣優勢，推動產業與亞太國家之間連結，以提升佈局能力。
對此，有鑑於東協各國的需求及市場特性各不相同，企業進行市場調研資源有限，建議政府可以協調民間組織如台經院、中經院等民間智庫，以及東南亞各國台商協會，彙整提供新南向資訊，協助業者掌握區域經濟情勢與當地資訊。此外，東協市場開發宜由個別戰轉為群體戰，建議加強整合企業，以整廠輸出工業區、科學園區的經驗，形成臺商群聚效應。
二、推動單邊自由化累積談判優勢，加速雙邊FTA的簽署
當前台灣已生效自由貿易協定(FTA)的貿易涵蓋率不到10%，遠遠落後於主要的貿易競爭對手，尤其近幾年東協分別與中、日、韓等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已對台灣企業在東協市場的發展形成很大的競爭壓力。隨著東協區域內產業供應鏈漸臻完備，AEC形成與東協加一FTA夥伴國間關係更趨緊密，台灣對東協之重要性逐漸下降。台灣必須盡快加入區域自由貿易協定，否則已經布局的企業將面臨其他東協內部或與東協簽訂FTA國家的直接競爭，而未在東協國家布局的企業在未來也難以進入東協市場。
對此，建議政府可以借鏡新加坡所推動單邊自由化的成果，將台灣的自由化程度提高到超越WTO開放標準，如此將有助於提前準備因應加入區域整合，累積在未來與其他國家進行雙邊談判時的優勢。此外，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因美國退出而停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雖即將成形，但短期內台灣加入的機會不高，建議政府能夠從新南向政策目標中，優先爭取與台灣友好國家如新加坡的支持，藉以參與亞太地區的經貿整合，鼓勵企業優先考慮前往這些國家布局。
三、靜觀川普政府政策走向與全球供應鏈動向，評估是否布局美國
雖然川普政府在未上台前就頻頻發言，欲透過高額高關稅或邊境稅做為懲罰，引導製造業回流美國，也確實有企業響應擴大對美國投資，將生產線移回美國。不過當前全球製造業仰賴的是遍及全球的供應鏈，如果只是整個供應鏈中的某一個環節移回美國，對於美國製造業的幫助其實有限，只是徒然增加製造成本而已，因此目前各國企業觀望的比付諸行動的多。建議台灣企業可以先靜觀川普政府政策未來的走向，以及全球供應鏈是否有朝美國遷移，再來評估是否布局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