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登於全球工商，第695期
一、新平庸時代到來
2015年，在美國經濟數據表現亮眼且聯準會強烈升息的暗示下，原本預期全球經濟將會就此走出黑夜、迎向朝陽，但6月底希臘債務付諸公投的鬧劇，以及8月初中國大陸突如其來引導人民幣貶值的舉動，卻吹皺全球金融市場一池春水，連帶也波及到實體經濟表現。
股災頻傳、流動性緊縮、市場波動加劇，讓人不禁懷疑新一輪金融風暴是否即將到來。而年初預期樂觀的國際經濟情勢，也在全球各主要經濟預測機構紛紛下調今明兩年的經濟成長率後，重新罩上一層陰霾。
日漸複雜的國際經濟及金融情勢，其實背後也透露出一個跡象，就是2008年金融海嘯前的經濟高速成長年代，將不復見，取而代之的將是所謂的新平庸時代（New Mediocre）。一個由IMF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於2014年10月提出的新名詞，意謂著未來全球經濟成長動能不再強勁，各項總體經濟指標也將乏善可陳，低成長、低投資、高債務、高失業將成為常態。
新平庸一詞或許新穎，但卻非全新概念。早於2010年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執行長伊爾艾朗（Mohamed El-Erian）就提出類似的概念，將這種經濟步入低成長、高失業的狀態稱為新常態(New Normal)。後續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更直接引用，直指中國大陸兩位數的經濟成長已是過去式，面對經濟、區域及產業結構全面的調整，未來7%甚至更低的經濟成長將成為中國大陸的新常態。
無論是新平庸或是新常態，其實都意味著未來經濟環境相對嚴苛，高速成長已不可期待，箇中原因或許與科技創新不易有莫大的關係。泰勒柯文(Tyler Cowen) 在《大停滯》一書提到，過往科技進步與創新的速度驚人，加上新興市場所提供的大量廉價土地與勞力，讓經濟成長的果實豐碩低垂。但隨著科技創新步伐趨緩，當成熟低垂果實逐漸被採收完畢時，顯現出來的反倒是一片片光禿禿的荒涼高原，經濟成長自然停滯。
套用傳統經濟學中生產函數的概念，這一切或許都與總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有關，一個影響一國長期經濟成長的關鍵因素。在當前全球經濟發展已經走到創新驅動(Innovation-driven)階段的當下，內含科技創新的總要素生產力遲遲無法提升，自然對經濟成長起到決定性影響力。換句話說，隨著科技資源被大量使用，相對應的研發產能卻無法跟上，現今的科技創新也逐漸面臨瓶頸。
新平庸時代的到來，無形中也將新興市場與已開發國家間的經濟成長差距逐漸拉近。圖一為近十五年來新興市場與已開發國家的經濟成長趨勢，從圖一中可清楚發現，2008年金融海嘯發生前，新興市場(尤其是新興亞洲)經濟成長趨勢明顯向上，但金融海嘯後則呈現完全相反趨勢。而已開發國家經濟成長則始終維持平穩，即使金融海嘯後復甦緩慢，但仍穩健向上。一來一往間，新興市場與已開發國家的經濟成長差距逐漸縮小，2009年來到10.9%的最高差距水準，2015年已下降到4.2%，已比2001年的4.5%差距還低。
圖一、新興市場與已開發國家經濟成長趨勢(2001-2015)
資料來源：IMF，2015年數值為預測值。
二、未來全球經濟新亮點
面對新平庸時代，單純想要依賴科技創新與技術進步，帶動全球經濟重回正軌，有點緣木求魚。原因即在於，現今科技發展已邁入所謂的高原期，科技創新不易，難有突破性、爆炸性的產品得以刺激需求，帶動消費及投資，自然也無法突破經濟大停滯的現況。因此，未來各國在追求經濟成長之際，或許仍須將關愛眼神重新聚焦於資本與勞動等生產投入要素，畢竟這是最原始驅動經濟成長的動力。
在這樣的思維邏輯下，新興市場自然還是機會最大的地方。即使與已開發國家的經濟成長差距已逐漸縮小，但仍強力吸引全球資金的關愛眼神，帶動外人直接投資的流入與挹注。尤其是東南亞國家的越南、緬甸、寮國及柬埔寨等，由於正全力迎接市場經濟的到來，經濟政策對內強力改革、對外大幅鬆綁與開放，已讓這些國家的經濟果實纍纍高掛，誘人垂涎。
表一列出2009-2014年中國大陸與東協十國外人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金額，可以發現2011年之前中國大陸吸引外資的魅力始終高於東協，2009年兩地FDI金額差距甚至高達將近一倍，但自2012年東協十國FDI金額首次超越中國大陸後，此趨勢就未再逆轉，2014年此差距更是進一步擴大至84億美元。
表一、中國大陸與東協十國FDI金額(億美元)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及東協統計(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值得一提的是，東南亞國家在經濟高速成長之際，物價表現卻相對平穩，這無疑對經濟成長提供強力的支援。從圖二東南亞國家整體經濟成長率及物價年增率來看，可以發現2012-2016期間，整體經濟成長率平均為5.1%，然物價年增率平均僅有3.7%。相較於過往新興市場國家發展的經驗，高成長通常伴隨著高通膨，無形中也吃掉部分經濟果實，影響經濟持續成長。台灣在1961年至1998年期間，平均經濟成長率高達8.8%，但同期間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平均年增率僅有3.2%。常年高成長、低通膨的表現，也為台灣贏得經濟奇蹟的美譽。
圖二、東南亞國家整體經濟成長率(%)及物價年增率(%)
資料來源：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15，2015及2016為預測值。
不過，近年來東南亞國家亮眼的經濟數據表現，大幅帶動薪資上漲，部分國家甚至發生勞資糾紛，這可能會是未來經濟持續成長的一個重大隱憂。從圖三可以看出，2015年柬埔寨、印尼、菲律賓的最低工資成長幅度，平均高達22%，遠超過中國大陸的11%增幅。人力成本優勢的下滑，勢必會對未來經濟發展產生負面衝擊。但值得慶幸的是，人力成本負擔提高對經濟成長不利的影響，某部分或許會被下跌油價給抵消掉。從圖四可以發現，國際油價自2014年中開始下跌以來，至最低點時跌幅超過六成，2015上半年雖然小幅反彈，與最高點相比仍有將近五成跌幅，且未來在全球原油供給仍相對充足的情況下，油價不易大幅上漲。亞洲地區為全球最主要的原油使用區域，且比重仍持續增加，油價下跌將有利區域經濟發展，並減輕物價上漲力道。
圖三、東南亞國家及中國大陸最低工資變化(單位：新台幣)
資料來源：日經新聞。
圖四、東南亞國家整體經濟成長率(%)及物價年增率(%)
資料來源：新情報贏家財經資料庫。
除了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前景值得留意外，亞洲還有一塊區域也值得關注，就是擁有豐沛人口紅利的南亞地區。目前南亞地區人口平均年齡中位數介於20-30歲間，勞動力條件十分優渥。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13-2014年亞太地區發展成果報告》推測，相較於中國大陸人口老化問題嚴重，東南亞地區則至少還有20年人口紅利，南亞地區人口紅利甚至高達30-40年。
圖五、圖六及圖七分別為南亞地區擁有超過一億人口的印度、巴基斯坦及孟加拉人口結構變化圖。從這三個圖可以發現，即使到了2050年，南亞地區的人口結構依舊是中間肥壯的型態，亦即最具有生產力的青壯年人口占大多數。人口紅利除可提供龐大的人力資源外，也可吸引外資投入區域發展，長期更會進一步轉化為經濟動能，帶動經濟成長。
圖五、印度人口結構變化
資料來源：聯合國亞太地區經濟暨社會委員會(Th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UNESCAP)。
圖六、巴基斯坦人口結構變化
資料來源：聯合國亞太地區經濟暨社會委員會(Th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UNESCAP)。
圖七、孟加拉人口結構變化
資料來源：聯合國亞太地區經濟暨社會委員會(Th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UNESCAP)。
三、再次啟動南向政策的好時機
悶經濟，是台灣近年來的最佳寫照。新平庸的低成長、低通膨、高債務，幾乎完美詮釋當前台灣經濟困境。做為一個高度仰賴對外貿易的國家，淺碟子式的經濟體系很難阻絕外在環境的衝擊，更無法自絕於國際潮流趨勢。未來，經濟要有所突破，勢必仍得向外尋找機會。經濟高速成長的東南亞或是擁有豐沛人口紅利的南亞，就是兩個絕佳的突破點。
日前鴻海大動作投資印度，宣布未來五年將投入50億美元，在印度馬哈拉什特拉省（Maharashtra）打造一個全新的電子產品製造園區，或許就是看到南亞地區的龐大商機與人口紅利。而更早之前國內金融業者為配合金管會打亞洲盃政策，大舉前進東南亞地區設立據點或參股併購當地金融同業，看中的就是東南亞亮眼的經濟數據及未來性。
台灣其實對東南亞地區並不陌生。1990年代初期，面對日益高漲的土地及人力成本，政府就曾果斷地啟動經濟南向政策，鼓勵台資企業往東南亞地區投資設廠。1994年3月通過的《加強對東南亞地區經貿合作綱領》，就是南向政策的指導綱領。不過，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發生，重創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導致許多台資企業紛紛撤資並轉投他處。再加上1992年政府正式開放台資企業赴大陸投資，配合中國大陸經濟轉型有成，台資企業對外投資重心遂逐漸移轉至大陸，南向政策至此已然失效。
如今，隨著中國大陸經濟步入新常態，經濟成長動能不再有兩位數的高成長，且經濟及產業結構大幅調整，使得人力及土地成本優勢不再，這不啻是政府重啟南向政策的一個好時機。南向政策除可配合當前金融業打亞洲盃政策外，更可切入東南亞及南亞地區平均每年高達8,000億美元的基礎建設投資商機。中國大陸提出的一帶一路、亞投行，就是著眼於此。機會稍縱即逝，台灣經濟已沒有蹉跎的本錢。主政者，能不戒慎恐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