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登於全球工商，第701期
東南亞國協於1967年成立，當時在雁行理論的架構下，認為從日本帶動四小龍走向工業化後，東協之中的四小虎亦將接棒成為新興的工業化經濟體，東協各國當時大規模的投資與舉債以力圖發展，但同時期也面臨著中國1990年代起改革開放的巨大商機以及人民幣匯率大幅下調而使得中國的生產要素成本進一步低於東協各國，促使國際企業轉向投資中國，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重創當時表面繁榮但實質上政府外債纏身且經常帳呈現赤字的東協各國，國際投資客放空亞洲各國貨幣使得各國難以堅守匯率而使得其外債更加無力償還，最後透過IMF的金援而使得各國免於破產，在IMF的要求下亦開始進行結構改革。歷經近20年的復原，這期間東協持續開放其市場與亞太各國進行整合，因而推動東協加一、東協加三、以及東協加六，唯一沒有被加入的國家是臺灣。另一方面，東協與中國亦合作推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簡稱RCEP)，一樣未把臺灣列入成員。2015年底，東協經濟共同體(AEC)成立，宣示東協市場將會進一步朝內部貿易自由化及外部開放程度一致化的方向前進，全球主要國家為爭取東協經濟整合所帶動的發展機會，紛紛透過官方的締約與民間的交流以取得有利的發展位階，臺灣當然亦不能自外其中。
雖然在東協近20年的對外整合策略作為中，臺灣一直未被納入其中，然而臺灣則是時有推動企業南向的政策方針。李登輝時代，面對臺商一波波西進中國的風潮下，若下游產業全面向中國集中，則終將使得中游及上游產業為就近供貨服務下游客戶而亦向中國移動。因此，其推動的第一波南向政策的策略思維在於推動臺商同時於中國及東協布局，則兩地皆會以臺灣為中上游產業的發展基地以便於兩地供貨，因而可以使臺灣成為區域總部而不致成為邊陲。然而，當時亞洲金融風暴後東協百廢待舉，而中國加大開放其市場並加WTO，因而使得臺商西進沛然莫之能禦，臺灣資金持續外流中國。後續陳水扁時代力推兩兆雙星以使臺灣具有足夠壯大的新興產業吸引企業持續在臺投資以因應中國崛起的競爭、馬英九時代則是推動兩岸進一步經濟整合。在這段時期內，東協已逐步復甦，印尼、菲律賓、越南等國家之新政府皆致力於吸引外資，東協內部除了推動RCEP，亦有諸國加入太平洋戰略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簡稱TPP)，成為國際企業的投資熱點，東協市場已呈現新的氣象。相對而言，臺商在中國雖然布局已深，並透過投資帶動貿易效果而使得中國於2015年共對臺灣進口1,450億美金，臺灣為其第3大進口來源。然而，中國自金融海嘯後的四兆救市政策及各省市政府不斷加碼所造成的產能過剩及全球有效需求不足已使其面臨關鍵的經濟結構調整階段，整體經濟成長持續下滑，再加上其力推產業鏈自主化，各種因素匯聚下使得臺灣企業在當地的發展機會已不似過去般的輕而易舉。因此，權衡之下，鞏固在中國的競爭力並向東協市場發展乃是其策略選項的重心。
在此情勢下，我國新政府亦順勢推動新南向政策，由於東協市場近年來已吸引來自各國的FDI，對於臺灣企業在此政策方向下是否能在當地具有競爭力，本文試著就東協市場的投資來源、貿易項目、以及產業發展機會加以分析。
東協市場經濟發展概況
就中國、印度及東協近10年來的經濟成長表現而言，由表 1可看出，由於基期低，在其經濟成長下皆使得近10年來之人均國民所得皆為2005年的2至3倍，其中又以中國的人均所得成長最多，由2005年的1,750美元成長至2014年的7,380美元，達4.22倍，印尼亦有近3倍的成長，越南次之，菲律賓也急起直追，亞洲金融風暴受到重創的泰國及馬來西亞亦達2倍，顯示出整體而言中印快速成長，東協之中的四小虎已走出陰霾，其他後進國亦快速脫貧。相較於人口紅利逐漸退去的中國，東協各國有36%的人口低於20歲，未來30年正是其大量就業與消費的階段，對企業而言正是充滿商機之地。
表1 中國、印度及東協主要國家之人均國民所得
單位: 美元
資料來源，Asia Development Bank, Statistical Database System (SDBS), 本研究整理。
東協市場的主要投資來源
近年來國際流向臺灣的FDI持續低迷，2014年僅有28.4億美金，相較之下東協則有多國持續吸引國際投資，由表 2可看出，2014年印尼吸引222.8億美元、馬來西亞吸引107.1億美元、新加坡吸引721億美元、泰國吸引115.4億美元、越南亦有92億美元。雖然臺灣吸引外資之金額不如東協各國，但由於臺灣已轉型為對外投資的新興工業經濟體(emerging industrialized economies)，因此對於東協各國，應進一步分析臺灣在當地投資布局相較於其他國家的表現。
表2 東協各國FDI流入淨額
單位: 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Asia Development Bank, Statistical Database System (SDBS), 本研究整理。
由表3可看出，東協市場於2013-2014年期間流入之FDI達1,361.8億美元，主要FDI來源以歐盟為主，占21.49%，其次則是東協內部占17.9%。其他主要來源包含日本(9.83%)、美國(9.58%)、香港(6.98%)、中國(6.51%)、澳洲(4.19%)、韓國(3.28%)、臺灣(2.07%)。就製造業而言，FDI共流入222.2億美元，主要來源為日本，占30.61%，東協內部占29.65%、歐盟占18.93%。臺灣占3.23%，雖然高於中國的1.41%，但遠低於韓國的11.57%，顯見我國製造業對於東協市場的布局深度仍遠不及日韓，投資帶動貿易的效果亦難以有效發揮。
表3 2013-2014年東協之主要FDI來源—所有業別及製造業
金額: 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Asia Development Bank, ASEAN Investment Report 2015, 本研究分析。
臺灣與東協的雙邊貿易關係
近20年來隨著臺灣企業對於全球生產區位的配置之調整，過去由臺灣直接出貨給歐美的產品已有許多轉為在中國及東協進一步加工組裝後再銷往歐美日，因而使得臺灣的主要貿易夥伴由過去的歐美轉為中國及東協。依2016年上半年的出口資料，由表 4可看出，中國大陸及香港占我國出口之比重為38.3%，今年上半年衰退11.5%；東協十國占我國出口之比重為18.5%，為我國第二大出口市場，今年上半年亦衰退8.9%。
表4 臺灣對主要國家之出口金額-2016上半年
金額: 億美元
資料來源，World Trade Atlas, 本研究分析。
就臺灣出口東協市場之主要產品而言，依臺灣之產業結構而言，仍是以電子零組件為主，2016年上半年占38.3%，其中又以積體電路產品為主；出口東協的另一主要產品則為礦產品，占12.9%，由於東協各國仍缺乏煉油廠產能，故此項目主要是出口提煉油至東協各國。其他出口東協的主要產品包含: 紡織品(7.7%)、化學品(6.7%)、機械(6.5%)、鋼鐵及其製品(5.6%)、資通訊及視聽產品(3.6%)、以及塑膠原料(3.2%)等。
表5 臺灣出口東協市場之主要產品
金額: 億美元
資料來源，World Trade Atlas, 本研究分析。
東協十國雖然已成為我國的第2大出口市場，然就臺灣在當地進口市場占有率而言，部份表現仍不及中日韓，且呈現愈大型的經濟體臺灣的市占率愈低的情勢。例如，東協各國中經濟規模較大的印尼及泰國，台灣在當地的進口市占率分別僅有2.2%及3.7%，中國則是在各主要國家皆為進口市占率最高的國家。
表6 中日韓台在東協主要國家之進口市占率
單位: %
資料來源，Trade Map Database, 本研究分析。
臺灣產業南向至東協市場發展的機會與挑戰
透過以上一系列分析可看出，臺灣在過去幾年於東協的投資布局不如日韓，在貿易往來上雖然以東協為第2大出口市場，但在當地的進口市占率上不僅遠不如中國大陸，亦多數不如日韓，顯見臺灣過去多年對於東協市場的經營之力道有所不足。面對中國一方面力推產業鏈自主化，一方面經營環境亦大不如前，政府目前推動新南向政策亦可喚醒輿論對於臺灣應強化布局東協市場的重視。然而，東協市場固然成長潛力雄厚，但隨著我國產業在過去多年往資本及研發密集發展，東協各國之發展環境特質是否適合於我國企業分散投資或整廠輸出至當地仍有待進一步討論。進一步言，新南向未必要以企業南向移動為主軸，亦可以擁抱南向諸國為主軸，吸引東協各國之優質人力資源及企業向臺灣移動以參與臺灣之產業發展為未來可構思的方向之一。接下來以我國近年來受到中韓強力挑戰的液晶面板產業為例，嘗試探討臺灣企業對於東協市場的布局之可能挑戰。
臺灣自1980年代末期即投入液晶面板產業的發展，1988年起先由工研院跨入中小型液晶顯示器研究領域，1990年工研院開發3吋至6吋TFT型液晶顯示器技術，1993年聯友光電及元太科技分別引進美國技術團隊與移轉工研院電子所技術，使臺灣正式進入TFT型液晶顯示器生產。近年來臺灣的TFT-LCD產業經整併轉型後，主要集中在大尺寸TFT-LCD面板，其主要面板廠為群創及友達，其產品之用途包括液晶監視器、筆記型電腦、液晶電視、戶外顯示器等。中小尺寸TFT-LCD面板廠如華映、彩晶，主要應用產品以手機及平板電腦等為主。由於成本考量，後端模組組裝廠已漸漸外移至中國大陸。
表7 臺日韓中近五年面板產品對全球之出口狀況
單位：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World Trade Atlas及Trade Map Database，本研究整理。
由表 7可看出，就中小型的液晶顯示指示面板，臺灣2015年出口共23.2億美元，為全球最大的出口國，然而就大型的液晶裝置(HS 901380)而言，隨著臺灣企業將主要組裝線移至中國以及中國本身光電產業之快速發展，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液晶裝置出口國，2015年之出口金額達311.9億美元，韓國則以209.5億美元次之。相較之下，我國已由10年前的全球最大出口國退而成為次於中韓日的第4大出口國，2015年出口45億美元。雖然我國在大型面板的出口金額持續縮減，但主要企業亦轉型發展較高附加價值的面板，如3D及4K等級之面板，另一方面則是發展液晶面板零組件。由表 7亦可看出，臺灣在偏光性材料所製之面板(HS 900120)及液晶裝置之零件(HS 901390)之出口皆有所表現，2015年分別出口12.0億美元及40.6億美元，僅約等於補回近年來液晶裝置出口所減少的50.2億美元。
在此情勢下，若臺灣光電產業轉移至東協發展，是否能使臺灣重振光電產業的出口雄風是一個應慎思的問題。首先應考慮東協市場是否具有足夠的內需市場以使得產業轉移至當地亦能發揮效益。就相關產品而言，東協主要進口液晶面板(HS 853120)及液晶裝置(HS 901380)為主，2015年分別為11.7億美元及31.7億美元；出口方面則以液晶裝置之零件(HS 901390)為大宗，2015年出口液晶裝置之零件達17.1億美元。相較於中國以出口液晶裝置為主，東協市場之模式則為組裝、加工液晶裝置為最終產品再出口。
由於光電產業之終端產品組裝雖屬勞力密集，但在前端的類半導體製程則需要極為優質的基礎建設與穩定的水電供應方能運作。若要在中國及東協之間進行布局決策，其相對優劣勢可彙整如表8。
表8 我國產業前往中國大陸及東協之優劣勢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整體而言，雖然東協各國目前蓬勃展且新南向為我國目前的政策方向之一，但就我國的產業形態所需的發展環境而言，亦需要東協各國在環境建置上能有所提升方能運作。故在未來的政策時序一致性上，應是先以引進東協優質人力資源及企業來台參與發展為初步作為，待整體商業及人才網絡在台完備後再透過能深度掌握東協環境的人才與企業與臺灣合作回頭至東協布局，以使新南向政策不致因政策步伐的順序顛倒而失去其為臺灣創造發展效益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