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經觀點

小英請聽/520的迷思與批判(NOWnews)
高仁山

2017/05/13

洪仲丘事件為台灣2013以降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寫下序章,一個年輕人的死喚醒了原本冷漠的社會,25萬人在總統府前替他披麻戴孝,替他下一場洗刷冤屈的大雪,一場不再自己掃自己家門前的雪。當時的民進黨、當時的蔡英文彷彿蟄伏等待的救世英雄,在每一雙期待改變的眼睛注視之下沈穩前行,最終站上2016年勝選的舞台。

然而,馬政府也好,蔡政府也罷,總統府裏頭的人來來去去,這幾年總是這樣子,總要有一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死掉,死得彷彿像是殉道,總要有什麼民怨沸騰,總要電視上的名嘴為了收視率口沫橫飛,總要鍵盤上的鄉民們振聲疾呼、鍵盤起義,讓文章像是海浪,一波一波湧到岸上,才能虛實整合,從online到offline產生效應,才能看到政府不軟不硬地說些聽起來像是安慰的其實只是應付的話。

作為台灣第一個女性總統,作為國民黨執政八年後再次政黨輪替的總統,蔡英文的勝選無法不脫離作為「改變」的象徵意義,一年過去了,所以,到底有什麼改變?

蔡英文從2015年便提出的 「托育、長照、女性就業三合一政策」作為其婦女政策的主軸,內容著重在規畫完善的托育與照護體系、建立專業的管理制度,讓照護員的工作更專業更有尊嚴,同時透過上述兩個體制的進步和改善,為總是在傳統家庭中擔任「照護者」角色的女性爭取更多能夠進入勞動市場藉業的時間和空間,提升婦女勞參率,上述的概念乍看合情有理,卻忽略了,就算是專業的照護員工作,比例上也仍是「女性」居多,更危險的是,其中有許多是由來自東南亞國家的女性移工所擔任。

說危險的意思,並非因為非台籍的女性移工工作能力不佳,而是在推動這個政策的過程中,忽略了人文的省思,在每一個數字的推算之下,卻又更壓實了「女性較適合作為照護者」的性別刻板印象,而又由於薪資、照護成本的緣故,非本國籍的婦女大量投入照護者這個目前仍是吃力不討好的低階入門工作市場,在政府大張「新南向政策」的旗幟之下,這群宗教、種族可能都與台灣本國人不同的外籍女子,卻仍牢牢地被困在「來自落後東南亞國家」、「外傭」的角色裡、仍遠遠地被阻絕在新南向政策「以人為本」的口號之外。她們每一個人都是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有名有姓的人,卻在政府報告裡頭被量化成數字,在所有的百分比裡頭被解釋成「那個印尼的」、「那個越南的」,在本國人偽善而無知的種族歧視裡被視而不見,被利慾薰心的商人關在工廠宿舍、限制行動如同牲畜,而政府稽查單位不知是無為而治抑或是置若罔聞?

這也是不管哪一個政府在政策研擬過程中都忽略掉的人文思考以及食古不化,教育普及了、科技進步了,每個人的思考都有自己的舞台在社群網站上被看見、開展更大的討論空間,議題論述細緻化了,國家政策卻未與時俱進,停留在某個遙遠的時空背景裡,並且在重理工、數字,輕人文、田野訪談的政策研析方法下,忽略掉在人的世界裡,那些幽微的人性才是一條條政策、律法應該試圖照明的地方。

舉例而言,2014年聯合國婦女署的倡議「HeForShe」已經正式將婦女運動由女人作為主體爭取權益的做法推演到「性別平等」的層次,也就是性別議題是應該不只是女性這個單一性別需要關注的議題,然而,台灣第一個女總統的性別政策卻仍停留在70年代婦運拓荒期,有具體、巨大改革目標的那種「姐姐妹妹站起來」的層次,這個三合一的政策說穿了就是一條粗糙的婦女政策KPI,也許立意良善,但仍不脫見山不見林的短視和虛應,以改善照護和托育的體制作為鼓勵中產階級婦女投入職場的做法,卻是加厚了真正背後原本就難以撼動的「觀念」和「思想」。

這些亙古難滅的「觀念」和「思想」,才是政策應該努力的部分,生而為人,民眾首要關心生存,因而中央政府政策也長期聚焦經濟議題,然而,生而為人,又怎能避得掉作為生物的其他基本慾望和需求?而這些慾望和需求,又如何能不與生存息息相關?僅僅將「經濟」、「民生」從人的生活裡頭單獨切割開來的政策,不就是每一個政府都在做的事情嗎?

如果這個三合一政策的目的不是「提升婦女勞參率」,而是以思想的層次作為出發點,真正「以人為本」,以改善「女性適合作為照護者」、「男性不適合作為照護者」這些的性別刻板印象為目的,那麼這個政策能做到的便不會只能推動某些階級的女性進入職場,而是讓更多「人」能夠更自在、更自由地選擇加入這個或那個行業。

正如那25萬人在八月初的酷暑裡,在能燙熟雞蛋的凱道柏油路上席地而坐,為的並非是這個菜鳥小兵的死亡會讓大家賺不到錢或活不下去,而是爭一口氣、一份尊嚴,這幾年,無論是地方狗官橫行霸道、強拆民宅導致被迫拆遷的張藥房老闆張森文必須以死明志、無論是被惡意關廠導致失業求償無門,只能以臥軌癱瘓台北火車站強力抗爭的勞運團體,無論是以提升自由經濟貿易為名行賣國之實的服務貿易協定導致30萬人的反服貿遊行,這些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爭的都不是經濟都不是錢,反而沒有一場運動是真正針對台灣現今無可救藥的高工時低工資的。

現在20幾歲的人、30幾歲的人十幾歲的時候被某種高學歷至上的價值觀綁架,出了社會找工作又被高薪至上的價值觀綁架,從小就要被某些年齡層的人貼上標籤,從新新人類到草莓族,從Y世代到e世代,各個工商小佬大佬無所不用其極、從未間斷地利用媒體的力量,你一言我一語不遺餘力地汙名化這個標籤貼著的整個世代的人,有權極一時的黨國高層後代說30歲以下的人他不用,有以實惠價格知名的連鎖超市流通教父說年輕人太愛花錢,又還有高級牛排餐廳的老闆董事長說月薪不到五萬元千萬別儲蓄,他們站在像是台北101那麼高的地方向下看,看年輕人像一列又一列的螞蟻,一根指頭就能隨意壓碎,他們這樣攻擊年輕人,只不過是為了合理化他們所提供的扭曲再扭曲的高工時加上低工資,只不過為了讓他們壓榨年輕勞動力的作為更加問心無愧。

而這時候,記得我們還有繳稅,記得我們還有選新總統,我們回頭看看蔡總統說的安居樂業,看她說的安心住宅計畫,建蓋只租不賣的社會住宅的速度跟不跟得上台北市房價飛漲的速度?跟不跟得上中華民國徹頭徹尾的重北輕南區域發展不均的速度,跟不跟得上絕大部分工作機會都越來越集中在這個271.8平方公里盆地的速度,跟不跟得上不管租屋價格與品質比例再差台北市房東仍然應接不暇數錢數到手軟的速度?

在台灣,做為年輕人彷彿是一種原罪,永遠都不夠老、永遠都不夠好,在自我實現、自由、錢的三個圓圈裡永遠找不到交集合,大多數的時候甚至都是三者皆空,政府的政策並沒有織成一張網子,接住一個一個從極為傾斜極為權力不對等的蹺蹺板上下墜的年輕人,自由的意思是得以有所選擇,而年輕人剩下可以選擇的是絕除繁衍生命的意念、甚或是絕除自身生命的意念,這是沒有選擇裡剩下最好的選擇,手裏唯一可以掌握的自由,看著越來越高的自殺率、越來越低的生育率 ,內閣的人誰真的在乎?也許他們只剩餘生,也只想快意餘生,在23即能參選總統的法國,本週由39歲的馬克宏(Emmanuel Macron)當選,而台灣在儒家思想長年薰陶下,以年齡作為階級劃分的隱性歧視所產生的各種不公和敵視卻依然無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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