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國內景氣遲遲無法明顯復甦的悶經濟，政府推出許多「方案」與「措施」，試圖拉抬我國經濟表現，如3月的「股市提振方案」、5月的「提振景氣措施」，以及6月的「提振經濟列車」等。但今年上半年國內經濟表現依然不佳，官方與各研究機構紛紛下修經濟成長預測。另以日前瑞士洛桑管理學院公布最新全球競爭力報告為例，台灣的競爭力評比由2012年的第7名下降至第11名，其中「政府效能」同樣由第5名下滑至第8名，顯示政府無法對我國競爭力帶來加分作用。對此，工業總會於今年提出的白皮書中，也明白指出「各政府部門的本位主義，使得財稅、能源、環保、勞工與福利等政策的制定與產業發展缺乏協調與統合」，突顯我國政府各部門之間缺乏溝通協調的事實。
表面上，上述問題是政府各部會之間缺乏溝通協調，但深究此成因，卻在於部會各有其為民服務的職掌領域，所謂本位主義，其實也反映出民間不同主流價值對於「經濟發展」與「公平正義」之輕重緩急尚無共識。舉例而言：在勞動議題上，企業為求發展，期望放寬外勞使用規定，而勞工團體為維護本勞權益而加以反對，反映在政府部門，則是經濟部與勞委會在此議題上的拉扯；另外在環保議題上，為提高我國石化工業整體競爭力而進行的國光石化投資案，因環境問題招來環保團體的抗議，讓經濟部和環保署在政策方向上也出現相左的情形。這些狀況在台灣屢見不鮮，使得經濟發展陷入困境。其結果在人力資源部分，優質人力為追求高薪而出走，形成人才外流；在資金面，面對國內投資政策不確定性，造成資金外流，顯示出為政者希望兩面都討好的結果，就是兩面都不討好。
台灣的問題事實上也發生在亞洲鄰近國家。在日本，安倍首相上任後，為了提振經濟提出的「三支箭」政策，其中，寬鬆的貨幣政策雖然能刺激國內物價上漲，同時帶動日圓貶值，增加出口商品的競爭力，另一方面，日圓貶值也造成原物料及能源進口成本攀升，導致民間生活負擔加重；積極的財政政策以政府消費與投資來支撐國家經濟成長，但也導致政府債務更加惡化，使目前政府負債占GDP比重高達200%以上，即便如此，日本國內主流意識對於安倍經濟學的成效仍多以正面看待，今年7月自民黨在參議院選舉中勝出，間接證明民眾認同以「經濟發展」優先的共識，也讓自民黨能夠在選舉之後積極推動「第三支箭」來調整國內經濟結構，並於秋季推出第二波成長戰略，引領日本景氣繼續向復甦之路前進。
再以中國為例，其計畫經濟的特點，對於凝聚社會各界共識較無困難，因此，自1953年起便實施每5年為一期的「五年計劃」，且在甫結束的「十一五計劃」中，不僅實現了GDP成長不少於7.5%、每人平均國內生產總值比2000年成長一倍等計畫目標，也讓中國在歐美債務危機爆發期間，仍能維持9%以上的經濟成長率。而目前進行的「十二五計劃」，將經濟成長目標由十一五的7.5%下調至7.0%，故即便今年前兩季中國GDP成長都低於8%的水準，但政府仍堅持調控做法，讓先前快速起飛的中國經濟得以「軟著陸」，維持穩定的狀態，不至於出現經濟崩盤的現象。
由上述例證可知，只要全國能有一致的共識、方向，不分政治體制，都能在經濟表現上有一番做為。反思台灣當前局勢，如何不讓台灣繼續在「經濟發展」與「公平正義」之間擺盪，導致既無法全力發展經濟，也無力兼顧公平正義的窘境，徹底整合國內共識實為刻不容緩。若能由總統邀請企業領袖、部會首長、執政黨與在野黨、民間團體、學者智庫，共同召開「國家發展戰略會議」，以確立國家發展的「戰略」方向為主軸，整合國內意見，決定以「經濟發展」優先，抑或首重「公平正義」，並於會後共同發表聲明並支持決議，讓會議結果具備約束性，相信對國家整體發展戰略的形成，當可產生效益。
若會議的結果欲以「經濟發展」做為國家發展方向，則政府應將重點放在解決國內生產資源不足，擴大釋出國有土地，降低金融及勞動管制，同時落實零基預算，提高預算使用效率，增加公共投資，讓企業及政府都有充裕的資源來發展經濟，讓公平正義問題得以透過經濟發展來提高人民生活水準，進而降低社會對公平正義問題的歧見；若以首重「公平正義」為共識結論，則應同時討論並制定用以維持社會公平正義的相關規則，如：稅制、產業補貼、勞工與薪資限制等，而政府的角色重心僅放在徹底執行相關規則，維持社會公平，減少對經濟發展的直接干預，全力營造公平競爭的投資經營環境，降低不確定性，相信以台灣經濟富有彈性、充滿活力的特性，也必定能夠自行找出台灣經濟最佳的發展方向。
經濟不穩定的年代裡，人們不免緬懷前人的豐功偉業，在台灣，過去多位經濟改革舵手的事蹟經常被提出，但這些改革者的背後，其實都有強大公權力的支持，才能去除政治面、社會面、文化面等干擾，專心一意推動經濟建設。如今台灣已高度的民主化，要推動任何重大施政計畫，都需要全民支持，在社會意見多元並陳的情況下，藉由「國家發展戰略會議」來凝聚全民共識，做為國家未來推動發展戰略的堅強後盾，才能擺脫搖擺不定、停滯不前的窘境，達成國家永續發展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