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台灣用電量首度在5月就破歷史新高，備轉容量只剩2.8%，供電出現緊張狀況，建設新的發電設施成當務之急。然而，政府計劃新增的發電機組，卻因環保等問題而受阻，特別是在深澳電廠上遭遇很大的反對。在目前供電吃緊下，我們需要以不同角度，對深澳電廠的必要性做更全面的思考。
由德國與日本等國的能源轉型經驗可知，欲同時達到廢核與減煤，難度相當高。為顧及電力供應充足，須有先後順序。如德國自能源轉型以來，煤電佔比先是由2011年44.4%增加至2013年的46.8%，而後才緩慢下降至2016年的43%。日本更是自2011年的26.8%，一路增加至2016年的34%。
轉型期須燃煤補電 台灣減煤表現在能源轉型三國中預期將是最好的。若將2017年《電業法》修正通過視為台灣能源轉型元年，據政府規劃，往後燃煤佔比將會一路減少，將由第一年（2017）46.5%降低至第六年（2022）的41%，第七年（2023）更將減少至33%，完勝德國的先增後減及日本的一路增加，減少幅度也大於德國甚多。儘管德國是我國能源轉型的典範，但在減煤上，台灣更勝一籌。
德日為全球潔淨能源的領導者，仍不得不屈就現實，提高燃煤佔比，可見台灣減煤目標的達成需要多大的毅力與決心。看看日本不久前才宣布，計劃未來10年內至少再增36座燃煤電廠，而德國在啟動能源轉型後，新增的煤電裝置容量更是深澳電廠的10倍以上。這些均足以說明，相較於德日，我國僅計劃興建一座深澳電廠，已是減煤的最大努力。
事實上，若不蓋深澳，台灣的燃煤佔比可能更高，空氣污染更加嚴重。這不是詭論，而是真實可能發生的事。在燃煤與燃氣電廠的興建都遇到困難時，為補充不足的電力，政府唯一的選項就是將現有電廠延役。由於廢核已成為事實，老舊火力電廠的延役將成為補足電力的必要作法。
原本台電預計於2023-24年除役興達燃煤電廠的210萬瓩機組，代之以污染少且規模更小的深澳電廠（120萬瓩）。若屆時深澳電廠（及其他燃氣電廠）無法準時商轉，可能會使興達電廠除役的時間延後，造成空污與煤電佔比均無法下降。深澳電廠的興建有其必要性，但為顧及國民健康，仍須通過三項嚴格的檢驗。第一，電廠商轉後，全國燃煤電廠污染排放量須低於過去三年平均，此配合其他老舊電廠除役，目前政府即如此規劃。第二，電廠商轉後，全國與北部地區的空污總量均須維持在下降的軌道，此須配合其他部門，尤其是運輸部門的減排。第三，電廠的單位排放量須優於現存所有的電廠，也就是須搭配最先進的防污設備。只要做到這三項，空污的損害將會減到最小。目前，政府對於三項標準均有相關承諾。台灣在減煤上訂出德日都達不到的高目標，主要原因除了能源情勢不同外，最重要是台灣環保團體的強力監督，成功的讓台灣只計劃興建一座深澳電廠。由德日兩國的經驗可知，能源轉型的過程中均須以燃煤電廠補充電力的不足，因而，此後環保團體的重心應轉為監督政府達成其在深澳電廠減污的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