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後，我國政權再次輪替。在新人新氣象的氛圍下，民眾對於新政府也抱著高度期許，希望可以為千瘡百孔的台灣經濟找出一條新活路，再創台灣經濟奇蹟。只是，2016年5月底主計總處最新公布的經濟數據，將2016年經濟成長率從1.47%下修至1.06%，雖勉強保1，但背後卻隱含對未來經濟前景悲觀的事實。經濟不振，金融市場表現也不若前幾年亮眼，除金融業整體獲利下滑外，作為經濟櫥窗的股市，量能持續萎縮，自2016年開紅盤以來，日均量已下滑至新台幣700多億元。相較於過往動輒一、兩千億元的日均成交量能，證券市場活力正逐漸消失。在經濟表現與金融市場活力大幅縮減下，新政府想要再創台灣經濟新榮景，顯然沒有想像中那麼容易。
面對這樣的困境，要有所突破，新政府勢必得在經濟及金融產業政策上，推出大刀闊斧、有別於往的革新行為。特別是在金融產業政策上，如何利用既有基礎與優勢，擴大市場量能，同時協助經濟與產業發展，尤為重要。回顧台灣經濟發展歷程，金融產業政策始終扮演著關鍵性角色。從完成新台幣幣制改革，到實施利率市場化、鬆綁外匯管制、金融自由化及國際化，再到一次及二次金融改革，金融政策在各個時代的演變，都為經濟發展提供強而有力的支援，也驗證金融為經濟血脈的事實。
如今，隨著兩岸金融監理合作瞭解備忘錄(MOU)簽署、兩岸貨幣清算機制建立以及金融打亞洲盃政策推動，台灣金融業已不再侷限於本地市場競爭，而是積極朝向開拓國際市場的方向努力。然而，面對當前金融全球化且彼此競合的大趨勢，想要在國際金融市場取得一席之地，台灣金融業勢必得事先做好更多準備工作，才能迎來更加嚴峻的競爭環境與國際挑戰。尤其是台灣金融市場國際化發展已有一段長足時間，雖取得不錯成效，但相較國際主要金融市場如香港及新加坡等地，相關的制度開放、金融業務承作及商品發行仍明顯不足，因此無法有效留住或吸引金融人才與資金。金融帳連續23季淨流出，累計淨流出規模高達2,569億美元（約新台幣8.3兆元），就是鮮明的例證。
嚴格說來，台灣金融市場並不缺資金，缺的是投資機會。資金為何會一味地往外跑，這也是主要因素之一。在2008年金融海嘯後，各國為刺激消費投資並振興經濟，普遍掀起一片低利率風潮。近來甚至演變成負利率趨勢，包括：丹麥、瑞典、瑞士、歐元區、日本及匈牙利等地，都已紛紛採行負利率。面對全球低利率環境，台灣在貨幣政策施行上，當然也無法自絕於外。而在長期低利率政策下，國內民間游資充斥及銀行爛頭寸成為常態，加上公共及民間投資不振，投資增速遠不如國民儲蓄，使得國內超額儲蓄屢創新高。根據主計總處統計，2015年超額儲蓄已達新台幣2.5兆元，預測2016年將再次攀升至2.8兆元。這是一個很大的警訊，意謂著民間儲蓄（包括企業及家戶）無法成功轉換為投資，長期將不利國內資本形成與累積。
金融環境不佳，投資機會缺乏，也讓金融產業產值出現長期萎縮情況。近十多年來，台灣金融產業產值占GDP比重從2000年時的8.15%，一路下滑，到了2015年僅剩6.51%。金融產業低迷，連帶也影響經濟表現。尤其是在外需不振下，作為內需主要火車頭之一的金融產業，由於無法提供太多奧援，經濟表現自然呈現弱勢。顯然地，要擺脫這樣的金融及經濟雙困境，在舊有思維下，已沒有太多機會或空間可以突破。唯有新思維，才有機會創造新藍海。
實際做法上，新政府有兩個面向可以思考，一個對內，一個對外。首先，在對內部分，新政府應想辦法營造具吸引力的投資環境，同時利用國內龐大的閒置資金（超額儲蓄），刺激金融產業發展，並帶動經濟成長。其次，在對外部分，則是在上述基礎下，進一步思考如何創造規模效果，吸引資金及人才回流，擴大金融市場活力。而不論是哪一個面向，更加具體的開放與鬆綁相關法規與制度，絕對是必要的。過往，主管機關基於保護國內金融市場及金融產業的考量，對金融業務及商品設下種種限制，讓國內金融產業如同被拴上一道枷鎖，發展處處受限，連帶也導致諸多金融服務被國際金融業者及海外市場取代。如今要突破這道枷鎖，首要之務當然是開放，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由於金融產業是標準特許行業，政府適度監管是必要行為，只是這樣的行為，常常會被政府擴大引用，從而阻礙金融市場發展。特別是2008年因金融監理疏失引發全球金融海嘯後，各國普遍傾向從嚴監管金融活動，台灣當然也不例外。已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Milton Friedman在《選擇的自由》一書中就明白指出，政府出於好意的行為（或政策），往往會對市場機能形成強烈干擾，最終妨礙市場效率，嚴重者甚至會侵吞人們的自由與財富。
對於金融市場發展，適度監管有其必要，但面臨金融全球化的趨勢，開放或許才是我國金融破繭而出的關鍵。期許新政府可以在這兩者之間拿捏好分寸，最終帶領台灣金融產業走向新藍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