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中國在2009年取代德國成為世界最大出口國，並於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後，已經談論20多年的人民幣國際化議題再次浮上檯面。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ECC）是成立於1980年的亞太區域產、官、學論壇，甫於北京落幕的第22屆PECC大會也對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進行著墨。
礙於PECC會議期間美籍與會人員的感受，支持人民幣國際化的論點傾向含蓄。僅就當前多極化經濟環境下的比較利益與風險規避兩個層面，來強調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的必要性。事實上人民幣國際化必要性升高的背後原因之一，乃源自美元長年以來的過度特權。
美國的次級房貸金融風暴引發全球經濟危機，而美國祭出的三次量化寬鬆政策（QE）進一步操控國際金融秩序，除了讓各國辛苦賺取的美元資產縮水之外，更顯著影響國際匯率走勢。
除了經濟規模與金融成熟度之外，穩定升值亦是一個國家的貨幣成為主流貨幣的條件；唯有穩定升值的貨幣才能滿足交易、計價、儲備等三大功能。但是美國因應危機衝擊的政策單方面地關注國內就業市場的回溫，卻罔顧美元享受特殊地位同時應盡之國際責任。相對而言，近年中國大陸經濟崛起，並在危機期間倚賴超額投資展現唯一倖免態勢。國際間累積對美元特權的不滿情緒下，順勢產生對人民幣角色的憧憬期待。
在「特里芬難題」（TRIFFIN DILEMMA）的限制下，擁有鉅額經常帳順差的中國很難在短期內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然而身為世界最大原物料進口國的中國，認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在長期而言，除了鑄幣稅外，還可以取得其他潛在利益；處於以美元計價的原物料交易市場中，中國雖是最大買家，但充其量只是一個價格接受者。未來如果能以人民幣計價，中國可望在國際原物料的供需市場獲得更多議價籌碼。
美國QE政策的以鄰為壑，促使人民幣國際化成為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充分條件，但中國政府並不想也沒有能力將之一步到位。
一是中國並不想放棄貿易順差優勢，中國政府打貪衝擊民間消費，而產能過剩則壓縮造次超額投資的機率，因此外貿順差成了目前唯一可賴支柱，也是達成7.5％年度成長目標的剩餘憑藉。
二是中國政府不願完全放棄資本帳管制，因為管制措施讓中國免於遭受1997東亞金融風暴以及最近一次全球經濟危機的傷害，亦即熱錢效應因此無法在中國發酵。
三是人民幣交易雖然快速成長，根據2013年國際清算銀行（BIS）研究報告結果，人民幣交易占世界外匯交易總量的2.2％，成為全球第九大熱門交易貨幣。但若與占全球交易87％的美元相較，仍屬天差地遠。
即使人民幣國際化受限於中國經貿與金融自由化的進程緩慢，以及國際間長久以來使用美元的習慣，但市場需求力量確實加速了人民幣在國際經貿舞台的份量。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在今年7月指出人民幣已經成為全球第七大支付貨幣，世界主要央行也紛紛爭取與中國大陸洽簽貨幣換匯協議（SWAP）；從2008年到目前為止，全世界有25家央行與中國人民銀行簽署雙邊換匯協議，其中包括去年加入簽署協議的英國央行（BOE）與歐洲央行（ECB），大幅提升人民幣在國際市場的接受度。
中國大陸與亞洲鄰國的貿易超過其對外貿易的一半以上，因此人民幣國際化雖然在短期不易實現，但是人民幣區域化已然水到渠成。亞洲國家特別是部分東協成員已經開始分散投資風險，買入人民幣債券並將人民幣列為外匯存底資產選項。提升人民幣的交易媒介、計價標準、價值儲備功能，對台灣都是利多，積極面可提高利潤、消極面可降低成本。唯兩岸能盡快簽署換匯協議，當可進一步掌控匯兌風險。
2014-09-25╱工商時報╱第A6版╱政經八百╱邱達生■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