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蔡英文總統發表新年的元旦談話中，提到因政府歲收有盈餘，將和經濟弱勢與低薪者分享「經濟紅利」，以落實2016年競選時的政策。然而在部分媒體捕風捉影或是過度解讀的報導下，一度謠傳為政府將對於月薪新台幣三萬元以下、60萬中低收入戶，將採取一次性、現金發放方式，於農曆年前給予補助，預估總經費約為386億元、約300萬人受惠，平均每人可拿到一萬多元。
當時一度遭外界解讀為「政策買票」，甚至遭到部分網路媒體質疑，拿民眾溢交的稅金去補助弱勢，也促使行政院緊急召開記者會來澄清，包括：歲計賸餘的由來、運用正當性、政府注重財政紀律，以及未來使用歲計賸餘的途徑，將從長計議，而過去的歲計賸餘均是依法課徵，包括：景氣回溫、稅制調整讓歲收比預期好、國營事業獲利的非稅課收入，以及政府歲出節流等，並非部分人士誤解的「非法超徵」。同時，行政院也確立這386億元歲計賸餘的運用途徑需回到預算規劃，無論是納入2020年度預算、2019年度的追加預算，或是編列特別預算，都會經過立法程序、符合預算法規，並規劃三大方向來執行，包含：進一步促進經濟發展；照顧弱勢，扶老攜幼；為非洲豬瘟預防預留經費，並預計於2020年度實施。
由於我國屬於小型開放的經濟體系，過去長期仰賴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國外淨需求（輸出減掉輸入）對GDP成長均維持一定程度的貢獻，但近年來國際環境變化日益快速，像是區域經濟整合的興起（如：CPTPP、RCEP）、美中貿易戰、中國產業持續的進口替代、科技應用的創新（如：AI、IoT運用）等，均造成產業的國際競爭日益劇烈。因此，就主計總處公布的資料來看，近幾年國外淨需求對GDP的貢獻度有下滑的現象，2015年與2016年甚至出現負值，於是國內需求的部分，就成為維持經濟成長的重要力道來源。因此，當國際環境的變化不是我們所能掌握時，如何提振內需以維持經濟成長，即成為重要的課題，這也是為何2019年年初以來，各界不斷把焦點關注在386億元的歲收盈餘，討論要如何有效率使用的原因之一。
從經濟成長要素之貢獻度來看，國內需求的部分可區分為消費與投資，因此386億元的歲收盈餘如何有效率的運用在這兩個部分，一方面要符合照顧弱勢的宗旨；一方面期望能創造經濟成長動能，而且又要避免被批評為政策買票，資源使用的方式就是政府必須審慎思考的問題。
就擴大消費層面而言，以台灣五等分位組之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來看，2000年以後增加最多的是所得最高的第5等分，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已超過新台幣200萬元，然而低所得的第1等分、第2等分，從2000~2016年這16年來增加的幅度相當有限，第1等分只增加14,228元，第2等分增加45,249元。這些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較高，因此當政府不管是以現金、或是以補貼甚至是發放消費券的方式來照顧低所得族群，這些金額最終都會全部被消費掉，也達成促進經濟的目的，而政府也可因此而增加部分的營業所得稅。
若是歲收盈餘也考量照顧中產階級時，以現金的方式就易被中產階級儲蓄起來，較難達到促進消費的目的，這時反而是有特定時效或用途的消費券，才能強迫中產階級進行消費。另外，若是運用在補助特定族群、特定項目來推動福利政策的話，如：補助幼兒托育津貼、補助高齡者與行動不便者計程車資，一樣也可以達成促進經濟的目的，但對補助項目的選取以及是否設下排富條款，又將考驗執政者的智慧。事實上富人每年納稅的金額已高於一般民眾，若在享受社會福利上反被排擠，就某程度上來說，也對富人不盡公平。
此外，就擴大投資層面而言，過去政府的投資在近年來未能顯著成長，因此投資對經濟成長的貢獻度還是以民間企業為主。而政府投資讓人擔憂的主要是在投資標的上的選擇，若選擇錯了，不但無法帶動經濟，甚至可能蓋出一座座讓民眾詬病的蚊子館。因此，在投資的項目上，就必需選擇能夠帶動經濟效益、具產業關聯乘數效果大的項目來執行，這樣不僅能直接刺激內需成長，也間接透過產業關聯效果來帶動上下游相關產業一併成長。
日前行政院特別提到，2018年的歲收盈餘一部分將用於非洲豬瘟的防疫工作，我們當然不願見到台灣發生非洲豬瘟的疫情，萬一不幸疫情防堵出現破口，不但對我國養豬產業造成嚴重的經濟衝擊，更是大大的影響民眾生活所需，故歲收盈餘絕對值得提前投入非洲豬瘟的防疫工作，但未來應有更細緻的規劃，以避免運用效率不佳的情況發生。
本次386億元的歲收盈餘對我國政府財政而言，雖然不是一筆大數目，但若運用得當，仍可協助不少需要幫助的弱勢團體，或是創造一些擴大內需的機會。然而不管是以哪種形式來運用這次的歲收盈餘，都一定無法面面俱到，若能更細緻的規劃使用方式、更具體的落實執行，相信多數民眾也會感受到政府政策的美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