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編輯後刊登於產業雜誌，第585期，「台商對抗灰犀牛戰略」
壹、前言
2018年，時序即將進入尾聲。年初的樂觀預期，年末似乎大打折扣。全球經濟與金融市場樣貌，在詭譎多變的氣氛下，無疑也迎來一場巨大的轉變。就如同洗三溫暖一樣，冷熱交織。而串聯起這場戲碼的主角，顯然非中美貿易戰莫屬。值得注意的是，從2017年8月美國決定對中國大陸啟動301調查開始，這場占據2018年全球目光焦點的大戲，其實就已揭開序幕。
2018年4月，當美國貿易代表署正式公布對中國大陸500億美元的25%關稅清單時，市場大多數人還以為雙方只要坐下來談一談，彼此各退一步，應該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沒想到，雙方談判竟然陷入膠著。一直到了2018年7月及8月，美國決定將這500億美元關稅清單付諸實現，再到9月將清單範圍擴大至額外的2,000億美元(稅率10%)，世人才警覺到，原來貿易戰這場戲並非只是逢場作秀、做做樣子而已，而是動真格的。不過，警覺已經晚了，全球經貿與金融市場的動盪，從年初貿易戰剛冒出頭時，就已開始加劇。
5月中旬，阿根廷披索與土耳其里拉開啟新興市場貨幣第一波跌勢，隨後印度盧布、印尼盾與菲律賓披索也接連大貶，新興市場通貨危機儼然一觸即發。而10月的全球股災，以美國為首的道瓊與標普500指數短短一個月就重挫一成，更讓市場恐慌情緒蔓延。整個市場已開始擔心，金融市場的衝擊效應恐怕將開始傳染至實體經濟。更不用說，美國聯準會自2015年底開始的一系列升息舉動，早已攪亂全球金融市場的一池春水。因為聯準會的貨幣政策動向，不僅與美國景氣息息相關，也牽涉全球經濟未來走勢，更深刻影響著全球金融市場。特別是處於經濟及金融全球化的當下，聯準會貨幣政策外溢效應更是極為顯著。這些因素，無疑都讓現今國際金融情勢增添更多的風險與不確定性。
面對如此錯綜複雜的國際經貿與金融情勢，尤其是在中美貿易戰火可能持續擴大延燒之際，廣大台商族群(尤其是大陸台商)應如何因應，自然就成為眾人關注的焦點。有鑑於此，本文嘗試從當前全球金融震盪局面談起，抓出兩頭可能會對未來經濟造成重大影響的灰犀牛，深入剖析，再順此脈絡探討台商可能的因應策略，最後據此做出結論。
貳、四伏的灰犀牛正在加劇全球金融市場動盪程度
在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及渥克(Michele Wucker)陸續提出黑天鵝與灰犀牛的概念後，這兩個詞廣被使用，幾乎已成為形容未知、難以預測的金融危機代名詞。不過，嚴格說來，這兩個詞並非泛指同一件事。根據作者對黑天鵝與灰犀牛的定義，這兩個詞還是有著根本性的差異。所謂的黑天鵝，係指發生機率極小且事前完全難以預測的風險事件。而灰犀牛則是一種顯而易見、但卻被刻意忽視的大機率風險事件。完全相反的察覺程度與發生機率，讓兩者無法混為一談。而在這樣的定義下，接下來列舉的兩個可能影響未來全球經濟與金融情勢重要風險因子，包括中美貿易戰爭及美國升息等，性質顯然比較接近灰犀牛，而非黑天鵝。因此我們以灰犀牛稱之，這是一開始必須先釐清的。
一、中美貿易戰爭
如前言所述，現時全球目光幾乎都聚焦在中美貿易戰上，因為它可說是造成這一波全球經貿與金融情勢劇烈動盪的最佳男主角。美銀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每月的「全球基金經理人調查」指出，中美貿易戰已經連續蟬聯6個月全球基金經理人認定的最大尾端風險(tail risk)。(注1)若以全年來看(統計至11月)，11個月中更有8個月被認定如此。而隨著中美貿易戰火愈演愈烈，國際經貿及金融環境的不確定性也日益增高。這對今年及明年全球經濟成長率而言，形同埋下一顆未爆彈。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 10月初公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由於全球貿易緊張情勢持續升溫，讓各國貿易成本大幅提高，此除削弱全球貿易成長動能外，也將影響金融市場與商業活動，使得各國投資行為趨緩，進而衝擊全球經濟表現。因此，IMF將今明兩年的全球經濟成長率分別下修0.2個百分點，從原本3.9%下調至3.7%。而處於風暴中心的貿易成長率，更是大舉下修至4.2%(2018年)與4%(2019年)，相較於前次接近5%的預估值，下修幅度高達0.5個百分點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細看這次IMF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可以發現過去兩年帶動全球經濟復甦的先進經濟體，在未來五年(2019-2023)經濟成長率將一路走低，從2018年的2.4%掉至2023年的1.5%，幾乎少掉1個百分點(參見圖一)。雖然全球經濟成長率在新興市場與開發中國家的支撐下，仍舊相當平穩沒有大幅波動，但眾所周知，新興市場與開發中國家的經濟表現與全球貿易走勢息息相關，且波動幅度遠較先進經濟體來得巨大，一旦中美貿易戰火讓全球貿易表現更加惡化，勢必進一步衝擊新興市場與開發中國家的經濟表現，到時全球經濟成長率可能難以避免再次大幅下修的可能，就如同2016年全球貿易與全球經濟走勢那樣。這也意味著，IMF的經濟與貿易成長率預估值，可能過於樂觀。
圖一、全球、先進經濟體及新興市場與開發中國家經濟成長率走勢資料來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18/10 (IMF DataMapper)，自行繪圖。
為何大家這麼擔心中美貿易戰的未來？主要原因還是在於中美雙方目前態度都非常強硬。美國認為中國遲遲未針對其所提貿易問題做出妥善回應，而中國則認為美國根本是在干涉中國內政，使得雙方無法好好坐在談判桌上協商討論。11月18日落幕的第26屆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出現有史以來首次閉幕宣言難產的窘境，就是肇因於中美雙方歧見甚深、無法達成共識。在這屆峰會中，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火力全開，不僅在貿易問題上質疑中國態度，甚至還將中國一帶一路大戰略比喻成「束縛帶、不歸路」，將讓參與國家陷入「債務之海」。措辭之強烈，遠超眾人想像。同樣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不甘示弱，除了抨擊美國大搞保護主義、單邊主義的行為將會加劇全球經濟的動盪外，更強調一帶一路是「開放的合作平台」，完全歡迎各國參與(包括美國)，不會關起門來搞小圈子。
中美雙方針鋒相對的結果，自然引發市場對明年美國可能將原本2,000億美元關稅清單項目10%稅率全面調高至25%的擔憂，甚至進一步地，把剩下未加徵關稅約2,600億美元的商品全面課稅，這將會是全球經濟的一場災難。圖二清楚顯示出，全球經濟成長率與貿易成長率基本上是一種雞生蛋、蛋生雞的關係。例如，2015及2016年受到全球貿易成長率快速下滑至2.8%及2.5%的影響，全球經濟成長率也跟著掉到僅有3.4%及3.2%，是自2009年負成長以來的新低與次低紀錄，顯見近年來全球經濟成長率走勢幾乎與貿易成長率息息相關。換句話說，當全球經濟成長率走強時，全球貿易也會跟著熱絡；而全球貿易需求旺盛，全球經濟表現自然也不會太差，反之亦然。
圖二、全球經濟與貿易成長率走勢資料來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18/10 (IMF DataMapper)，自行繪圖。
因此，中美貿易戰如果朝最壞的方向發展，雙方對所有進出口商品全面加徵關稅，甚至高築其他非關稅的貿易壁壘，未來全球貿易發展勢必難以樂觀。連帶地，全球經濟也會因此遭受拖累。中美雙方領導人其實都看到這樣的事態發展，卻基於某些理由而刻意忽視，無形中也提高這隻灰犀牛亂竄的可能性。
二、美國升息
除了中美貿易戰這頭灰犀牛外，另一頭會嚴重影響國際金融情勢的灰犀牛，無疑就是美國升息。這也是自2015年12月美國聯準會啟動升息循環以來，全球金融市場最關注的風險事件之一。根據聯準會9月公布的利率點陣圖(參見圖三)，可以清楚看到，2018年12月底預計還會升息一碼(0.25%)，讓聯邦基金利率(Fed fund rate)來到2.25%-2.5%，而2019年則將升息三碼至3%-3.25%。
圖三、美國聯準會利率點陣圖資料來源：Fed (2018), Federal Reserve Board and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release economic projections from the September 25-26 FOMC meeting, 2018/9/26。
嚴格說來，這樣的利率水準已經不是處於寬鬆的貨幣政策狀態。從6月聯準會主席鮑威爾(Jerome Powell)拋出「美國經濟成長強勁、勞動市場優於預期，且通膨率接近目標」一席話後，聯準會在會後聲明就把「利率將在一段時間內低於長期水準」的前瞻指引措詞拿掉，而對利率走勢看法更是以「進一步逐步上調」取代「調整」字眼，9月更進一步將「貨幣政策依舊寬鬆」一詞刪除，這些都清楚標識著鷹派勢力的抬頭。即使最近有些聯準會鴿派官員，如副主席克拉瑞達(Richard Clarida)，釋出全球經濟在中美貿易戰下可能趨緩，且會透過貿易及資本市場等途徑衝擊美國經濟，進而影響利率決策的訊息，但可能仍無法撼動目前較偏鷹派的升息步調。
這會有何影響？主要還是在於升息循環這個過程所帶來的連鎖與外溢效應。盱衡過往歷史，自1980年代以後，只要FED啟動升息循環，週期短則一年、長則三年，除非景氣出現明顯向下轉折跡象，否則FED鮮少會主動停止或改變利率決策方向。在過去接近三年的時間裡，FED正依循這樣的模式，邁向升息循環的路徑。問題是，這樣的升息步調已經開始影響全球資金流動，尤其中間又參雜中美貿易戰的衝擊，似乎已讓新興市場的資本外逃現象，開始加速發酵。
5月中旬，阿根廷披索率先開啟第一槍，資金外逃壓力讓阿根廷披索在短短四個月內重挫將近一倍。緊接著，土耳其里拉也出現重貶，而亞洲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如印度盧布及印尼盾等，更是紛紛創下歷史或近20年來的新低紀錄。新一輪的新興市場金融風暴，儼然又要捲土重來。這樣的結果，其實並不會令人感到意外。因為隨著美國聯準會升息步調的加快，催化預期心理，加上中美貿易戰讓金融市場動盪加劇，提高避險貨幣(如美元及日圓等)的需求，都導致美元強勢升值，同時也驅使資金加快從新興市場撤離。而對這些新興市場國家而言，經濟及金融體質通常不夠健全，大規模資本外逃自然就容易成為金融危機的起因。
以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為例，當時就是在美元強勢升值下，使得泰國、馬來西亞及菲律賓等經濟早已顯露疲態的東南亞國家，出現資金大量外逃現象，並進一步拖累本國貨幣瘋狂貶值。風暴源頭的泰銖在短短一天內就暴跌17%，整個風暴期間泰銖貶值幅度則將近七成。金融市場極度缺乏流動性(美元)的結果，連帶影響實體經濟如投資與外貿表現，加上這些國家內部經濟問題遠比想像中來得嚴重，在金融面及實質面雙重因素交互影響下，最終演變成螺旋式惡性循環的金融危機。
圖四整理近25年來的金融危機事件，可以清楚發現，每次升息循環尾端一定會伴隨金融危機的發生。不管是1990年代的墨西哥金融危機、亞洲金融風暴及俄羅斯債務危機，或是2000年以後的網路泡沫危機、次貸風暴及全球金融海嘯，皆是如此。原因就在於升息目的是要壓抑資產泡沫，同時避免經濟過熱與物價失控，但這個過程卻很難拿捏，最後往往會快速搓破泡沫，讓經濟急速下墜，逼得貨幣決策當局只能再以快速降息因應。(注2)周而復始，降息又開始創造泡沫，然後又必須以升息回應。現在顯然就處於這個升息搓破資產泡沫的階段，自然就得特別留意這頭灰犀牛何時衝撞過來。
圖四、美國聯邦基金利率走勢與金融危機事件資料來源：Fed官網，自行繪圖。
參、台商的因應策略
面對如此詭譎多變的國際經貿與金融情勢，特別是中美貿易戰火逐漸升溫之際，為數眾多的大陸台商如何因應，避免成為全球金融震盪局勢下的犧牲者，無疑是相當重要的課題。(注3)以現況來看，2019年2,000億美元關稅清單稅率從10%調高至25%，似乎已箭在弦上。不論是美國副總統彭斯在APEC的強硬談話，或是美國貿易代表署在11月底更新的301調查報告，都認為中國大陸根本沒有徹底反省，從頭改變其不公平競爭、不合理行為及扭曲市場的做法。這也意味著短期美國不太可能與中國大陸達成停戰協定，中美貿易戰將可能演變成一場長期的持久戰，甚至轉化為「新冷戰」。
因此，未來大陸台商的處境勢必更加艱困，尤其是對那些原本毛利就偏低、營運模式多以代工出口為主的台商而言，附加上去的關稅成本，可能就是壓垮駱駝的那一根稻草。不諱言地，當前大陸台商除了中美貿易戰的威脅外，近年來中國大陸沿海地區薪資水準大幅提升、環保要求愈來愈嚴苛、法規政策變動頻繁等因素，已讓台商經營感受到極大壓力。
根據電電公會8月發布的《2018年中國大陸地區投資環境與產業發展調查》，近三年來大陸台商主要經營障礙不外乎就是環評標準日益嚴苛、經商成本日漸高漲、各項稅率優惠不再、法規制度頻繁更動等等，加上兩岸關係愈走愈遠、陷入冰凍期，都讓大陸整體經營環境更加惡化。這份報告同時也指出，這兩年來台商在大陸的經營績效，超過六成比重都是淨利負成長，其中衰退10%以上的比重更是高達三成，顯見台商經營狀況確實相當嚴峻。這也逼使台商必須加快營運策略調整的腳步，以因應更多不可測的風險與不確定性。
實際上，不管是從理論面或實務面來看，台商擁有的選項其實不多。主要因應策略大致有兩種，一是轉型升級，另一是轉移生產基地。不過，這主要是從總體大方向來看，若是就個別層面而言，能夠施行的策略其實不少。舉如，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PwC)指出，台商有七大策略可以因應中美貿易戰，分別為供應鏈調整、商品稅則檢視、運用自由貿易協定及原產地文件、備齊利潤率變動解釋文件、適度安排企業移轉訂價政策、利用首次銷售模式、申請逞罰性關稅豁免。(注4)而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KPMG)則進一步表示，台商可透過短中長期策略應對中美貿易戰，即短期內可自關稅規劃著手，中長期則必須調整價值鏈。(注5)不論是PwC或KPMG的看法，其所提策略基本上都未脫離轉型升級與轉移生產基地這兩個範疇。因此，本文將聚焦於這兩大策略進行說明。
一、轉型升級
就轉型升級而言，主要目的還是想透過企業的變革，提升自身競爭力或產品附加價值。這雖是老生常談，但也是最切中問題核心的做法。整體策略方面，不外乎是開創自有品牌、多角化經營、技術升級、調整產品或服務方向這四大面向。不過，前面三項說起來容易，但實際執行時並沒有想像中簡單。原因在於不管是要開創自有品牌、多角化經營或技術升級，都需要額外分配資源投入，才有機會見到成效。這對大多數已陷入經營環境惡化與中美貿易戰泥淖的台商來說，壓根就是緣木求魚之舉。更不用說，超過十萬家的台商，絕大部分都是資產規模相對較小的中小企業，在本身資源有限的前提下，自然就無法像大企業那樣靈活的運用資源，進行轉型升級。
因此，就廣大的中小企業台商而言，最可能執行、也是最有效的轉型升級方式，或許就落於產品或服務方向調整這個面向。更白話一點，從大陸台商的角度來看，其實就是思考如何從外銷轉內需。特別是在中美貿易戰可能演變成長期持久戰下，若能成功轉化產品與服務供給至內需市場，自然就可以在第一時間規避美國加徵關稅的附加成本。而且，這也符合當前中國大陸經濟結構調整的方向，有助台商未來營運的轉型。
圖五及圖六分別列出近十年來中國大陸三級產業占GDP比重及對GDP貢獻率的趨勢，從圖五中可以發現，以內需消費及服務為主的第三級產業占GDP比重逐年攀升，從2007年的42.9%，一路爬升至2017年的51.6%，增加8.7%。而以製造出口為主的第二級產業占GDP比重走勢剛好顛倒，從2007年46.9%一路滑落至2017年的40.5%。圖六走勢也是大同小異，差別只在於起始點不同。圖六的第三級產業對GDP貢獻率是從2010年開始攀升，這恰巧是中國大陸決定加速調整經濟結構從外需到內需的起點。這意味著什麼？中國大陸的經濟結構調整顯然已收到一定成效，內需市場的角色正在崛起，且逐漸取代過往製造出口在經濟成長中的重要性。
圖五、中國大陸三級產業占GDP比重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自行繪圖。
圖六、中國大陸三級產業對GDP貢獻率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自行繪圖。
換句話說，這無疑也給有意轉移生產基地的台商一些啟示。若能抓緊大陸政策的大方向，積極轉型升級，從代工出口模式轉型為內需服務提供模式，相信一定有機會開創出有別於以往的藍海。畢竟過往外銷出口導向的代工生產模式，在大陸經營環境惡化與中美貿易戰火延燒下，對台商的衝擊愈來愈大。在這個過程中，雖有部分台商慢慢轉型為內需導向，但比重(相對整體台商)仍然不高。或許在這次貿易戰的威脅下，可以趁此機會、痛定思痛，積極思考如何從外銷轉內需的路徑，進而化危機為轉機。
二、轉移生產基地
相較於轉型升級，轉移生產基地、切割供應鏈或許是更為直覺的想法，也是現在許多台商因應策略的進行式。目前討論最多的大概是到美國設廠投資，比如鴻海及研華等科技大廠，或是前進東南亞(或其他新興市場如墨西哥與捷克等)尋找更低廉的土地與勞動成本，甚至冀求我國政府協助回台生產等。但不論是哪一個，如同前面所提到的，由於資產規模的差異化，能夠快速轉移或分散生產基地的台商，通常是規模較大的大企業，而非中小企業。畢竟生產基地轉換過程中，需要大量成本，在考量成本效益後，中小企業台商不見得會選擇撤離中國大陸。
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些台商就不會轉移生產基地。因為除了東向(往美國)、南向(往東南亞)、回台外，再次西向(從中國大陸沿海往內陸走)也是一個不能排除的選項，甚至可能是中小企業台商的最佳選擇，即使這會跟中國大陸經濟的連結綁得更深。不過，從成本效益的角度來看，台商到海外投資本來就是一種將本求利的行為，撇開政治層面不談，連結更深或許也代表著大陸市場更大、機會更多、需求更旺，才會誘使台商持續西進，這不見得是件壞事。
此外，持續西進若能搭配前面提到的轉型升級策略，更有機會一兼二顧，摸蜊仔兼洗褲，坐收事半功倍之效。因為調整經濟結構是當前大陸經濟改革的大方向，特別是貿易戰讓北京當局更加重視內需的表現。西進一方面可以降低生產成本，另一方面也可透過轉型升級配合大陸內需消費與第三級產業的崛起，挖掘出更多的商機與營運模式。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公布的一份「2018台灣新創生態圈大調查」就指出，針對海外市場的拓展，中國大陸仍是台灣新創企業的首選。有高達55%的新創企業將中國大陸視為主要拓展地區，其次才是東南亞市場(30%)，而美加地區也不過才只有10%。雖然新創企業與大陸台商本質有所差異，但從PwC的調查報告中，清楚透露一個訊息，大陸市場仍有一定魅力，才會吸引新創企業投入。這也意味著，西進不見得是一條不歸路，反而可能是一個關鍵的藍海策略。
值得一提的是，不管是東進美國投資設廠，或是南向東南亞國家另起爐灶，甚至鮭魚返鄉回台，抑或西進轉型升級，除了必要的遷廠成本外，還得面對額外的風險與不確定性，這都是無法避免的隱性成本。以高調前進美國投資的鴻海為例，即使外界咸認美國是最遵守民主法治的國家，但隨著威斯康辛州在美國期中選舉變天，鴻海在威州的100億美元投資案也跟著出現極大變數。新上任州長可能會大幅削減鴻海的租稅與補貼優惠，傳得沸沸揚揚，無形中也升高鴻海投資風險。再就南向而言，大多數新南向國家由於經濟發展程度不一，加上政局相對動盪、社會文化迥異、法規制度紊亂、基礎建設偏弱，使得過去中國大陸營運經驗無法完全適用，自然也增添許多的風險與不確定性。更不用說，回台投資馬上就得面臨缺水、缺電、缺工、缺地及缺人等五缺問題，財政部也沒意願鬆綁租稅特赦規定，甚至經濟部還希望回來台商必須配合智慧製造升級轉型，這無疑都讓台商回台的隱性成本大幅提高。就算是西進，也還是得面臨中國大陸經濟下行的總體風險、日益嚴格的環保要求、資金融通不易等問題。這都意味著，轉移生產基地並不想像中那麼容易。
最後，必須強調的是，不論是東向、南向、回台或西向，台商本身還是得隨時隨地維持轉型升級的意識，才能持續提升技術與開發創新模式，進而提升自己的競爭力。畢竟現今產業發展模式已從要素驅動、效率驅動，走到創新驅動。如果一直無法拋開勞力或資本密集的生產思維，同樣的轉移生產基地問題還是會持續出現，差別只在於外在影響因子不同而已。對企業而言，絕非長久之計。
肆、結論
中美貿易戰火的持續延燒，以及美國聯準會偏向鷹派的升息步調，讓全球金融市場動盪程度加劇。而由此衍生的外溢衝擊，也慢慢變成灰犀牛，開始侵蝕實體經濟並壓抑全球經濟成長力道。全球主要經濟預測機構如IMF、IHS Markit、EIU與OECD等，紛紛下調2019年的經濟成長預測。先進經濟體德國與日本第三季經濟分別出現0.2%及1.2%的衰退，德國甚至是三年多來的首次負成長。而新興市場中原本表現相當優異的泰國，第三季經濟成長率也掉到只剩3.3%，遠低於市場預估的4.2%。這無疑都是灰犀牛開始亂竄的一種表徵。
顯然地，在灰犀牛四伏下，明年的經濟與金融市場將充斥著更多風險與不確定性，這也讓企業經營決策變得更加困難。特別是對經營環境早已開始惡化的大陸台商來說，這些風險與不確定性就好像催化劑一樣，勢必會讓台商處境更為嚴峻。而中美貿易戰做為這些灰犀牛的帶頭者，更成為台商首要因應的對象。
實際做法上，台商主要有兩條路可選，一是轉型升級，另一是轉移生產基地。當然，也可兩者並進。不過，不管是哪一條路，真正執行時都沒想像中簡單。有鑑於此，在成本效益的考量下，西進降低生產成本，同時搭配外銷轉內需的轉型升級模式，或許是廣大中小企業台商最應該選擇的路徑。因為這既符合中國大陸經濟結構調整的大方向，也可順帶降低生產成本，可謂是一石二鳥之計。
進一步來看，即便沒有中美貿易戰，中國大陸政策與大環境也是逐漸朝內需轉變。從世界工廠轉型為世界市場，看來是勢在必行。在這樣的大趨勢下，轉型升級已是眾多台商無法逃避的重要選項。只是，升級這件事，可能不是那麼簡單就可以做到的。不管是技術升級或是開創自有品牌，都有一定難度。因此，對大多數中小企業台商而言，轉型才是當下最重要的，特別是如何把握外銷轉內需的西進藍海。這無疑也是化中美貿易戰危機為轉機的關鍵所在。
注3：由於此次全球金融震盪，市場主要關注焦點還是在中美貿易戰這個議題上，因此在台商的因應策略這部分，本文主要鎖定大陸台商來探討。
注4：參考葉文義(2018)，「因應中美貿易戰 台商七大策略」，旺報新聞報導，2018/7/30，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730000099-260301。
注5：參考翁至威(2018)，「美中貿易戰 KPMG：台商短中長期策略應戰」，經濟日報新聞報導，2018/11/20，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6710/349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