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教育部公布大專院校申請延長修業年限的學生數，已由15年前的3萬5‚000多名擴增到今年的近5萬人，總計15年來成長約4成，其中公立學校以台大延畢生數量最多、私立學校則是文化大學。以106學年日間部學士班來看，申請延畢原因，有7成5學生是因學分未修滿（包括被當掉），或為準備研究所、國家考試等目的而刻意不修滿學分（如通識、體育等課程）等「技術性延畢」門檻；另約有1成5是未達到實習、語言能力測驗、服務學習、專業證照等學校要求的畢業門檻；其餘少數則是因雙主修、輔系或出國交換學習導致延畢。雖說大專生不想畢業有其個人生涯規畫，無所謂的對錯，但延畢生增加的現象則是值得省思的問題。
首先是對教育資源產生不公平的排擠問題。以97學年至107學年大學學測報考人數減少1.4萬人至約13.3萬人，而目前延畢生已經約占學測報考總人數將近四成，教育部在101年11月29日為解決延畢生導致資源配置問題，要求各校對延畢生收取費用，包括學分費或對學費、雜費按比例或全額收取等，縮小延畢生占用教育資源，但此舉畢竟還是會排擠學弟妹受教權。而且近期教育部以「高教深耕計畫」接替「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將5年經費由500億元增加至850億元，且每所大學有基本配額，但以頂尖大學計畫後期執行經費減少超過四成，若學生總數不變，延畢生連年增加，每位學生可從教育部拿到的資源相對縮減，況且教育資源來自人民納稅錢，延畢生已經領了4個學年的政府補貼後，變相再領到「二次補貼」，完全扭曲了高等教育補貼政策，產生「沒讀大學的補貼讀大學的、敢畢業的補貼不想畢業的」不公平現象。
另外，根據主計總處調查今年5月台灣的勞動人力有1,141萬人，非勞動力有827.5萬人，勞動參與率還有58.9%，不過未來可能出現逆轉。依據台經院(2015)[1] 的研究，我國勞動人口數於2015年達到高峰後逐年減少，在人均產值及外勞人數不變之下，依每年GDP成長率1%、2%及3%預估，未來就業人力缺口分別為171萬、182萬及196萬人。
我國近十年勞動力成長速度緩慢，核心勞動人口年齡已往後遞延5~10歲，且自2010年起核心勞動是24歲至44歲年齡層，延畢生增加也將影響勞動人口流入就業市場，加上日前和碩聯合科技董事長童子賢針對鄰近國家如日本、中國大陸等需要大量外勞，以及菲、印、越等外勞提供國的國民所得漸升，未來台灣可輸入外勞人數勢必大幅減少之情形，已呼籲政府要提早因應外勞短缺問題。
綜合來看，在延畢增加及外勞減少之下，未來台灣勞動市場面對更嚴峻的考驗，進而對產業產生影響。因此，若能解決部分延畢的問題，讓青年世代勇於投入職場，將有助於勞動參與率的提升。從過去的調查顯示，八成五的大學生打工時數逼近上課，有些學生為了工讀機會而用延畢的方式保留學籍，因為一旦喪失學籍即可能面失業，然而這些工讀大都屬於行政或庶務性工作，沒有技術或專業，反而無法增進或培育延畢生的技能，所以教育部宜考慮建立長期、紮實的學用實習制度，支持及協助學生發展。
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外實習媒合資訊平台」統計，國內實習機構單位總計3,161家，提供640個實習職缺，162所大專校院實習需求為1,209個，表示實習機會仍是供不應求，目前教育部擬編列8.7億元學生展翅計畫，引導五專畢業生投入職場，也要研擬「專科以上學校校外實習教育法」草案，將校外實習分為一般型和工作型，專法規範可釐清許多權利義務，對學校執行、學生保障將有所助益，但企業來說，一般型或工作型實習確實不易區隔，是否可依不同企業型態和實習內容給予彈性。再者，學校與合作廠商應以建立人才「培養－供給」互利關係為目標，善用導師制或師徒制發展更紮實的實習內容，以提高學生實習誘因。此外，政府亦應考慮相關配套作法，如提供節稅等誘因，讓企業願意付出人力和資源培養實習生，再配合將實習結業證書或實習評價登錄於政府就業媒合網站，作為未來求才求職的參考。如此一來，隨著實習制度與就業相互接軌後，自然可為部分延畢問題找到解套。
[1] 張建一(2015.4)，《我國勞動生產力演變及勞動人口趨勢之探討》，產業發展諮詢委員會工業審議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