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美國總統川普簽署參眾兩院通過的美國近30年最大稅改案，包括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的暫時性調降（2025年之前由39.6%降至37%），以及企業稅率由最高35%降至21%的永久性調降。同時美國企業在海外盈餘一次性匯回的稅率也一併調降。事實上，在美國稅改之前，其國內企業稅最高稅率為35%，是OECD成員國中最高者，調降後已低於OECD所有成員國平均的22.34%。因此，一般認為可大幅提高在美國的企業競爭力，亦可能吸引外國企業赴美國投資。同時，根據統計，全美國企業在海外未匯回的金額高達2.5兆美元，約占美國GDP的13.5%。因此海外盈餘匯回稅率大幅調降，亦可望吸引資金回流，促進美國本土投資。
根據上述背景說明，我們可以關注兩個重要議題的後續可能效應。一是因為美國稅改，所以資金會回流美國使美元走強？二是因為在美國的企業稅率降低，所以將大幅吸引包括台灣的全球生產製造業供應鏈大規模往美國移動，進而影響目前全球最大生產製造基地的中國與其經濟？
首先，就第一個議題而言，2016年第四季起至今美國聯準會共升息五次，但美元指數卻從2017年1月的103.82一路走低至2018年2月6日的88.25，創下2013年10月以來的新低。反觀美元指數的兩大重要成分貨幣―歐元（比重57.6%）與日圓（比重13.6%），近一年來卻是大幅升值，歐元從1.05美元／歐元升值至1.25美元／歐元，日圓則是由115日圓／美元升值至108日圓／美元。也就是因為這兩大貨幣的升值，致使美元指數近一年的走勢疲軟。雖然這兩個地區的貨幣仍在持續寬鬆，而美國聯準會已經升了數次利率而且開始縮表，那為何會出現升息與縮表的美元反而貶值，而持續寬鬆的貨幣反而升值呢？主要原因是對於未來的預期。目前國際三大央行，包括美國聯準會、歐洲央行以及日本央行的資產過去十年增加了十兆美元，以目前資產規模來看，歐洲央行最高，高達4.8兆美元，其次是日本央行的4.6兆美元，最後才是美國聯準會的4.5兆美元。前兩個地區的央行仍在持續貨幣寬鬆政策，美國聯準會卻已經開始緊縮了，因此，投資人預期未來歐洲央行與日本央行的貨幣政策走向若反轉，將會有更大的能量使歐元與日圓升值的速度及幅度大於美元，這也是為何近一年來美元弱勢的原因。由此來看，若不考慮美國稅改因素，美元未來將會走升嗎？
再回到美國稅改政策，美國稅改通過後，2018年1月19日美國的蘋果公司宣布，將從海外匯回數千億美元現金，估計將因此繳納約380億美元的稅。如果蘋果此舉可望在美國企業界掀起一波跟進潮，那麼美元指數短期更不可能大幅升值。因為對美國而言，低美元方有利於在海外的美國企業未來換回更多的美元回美國。再者，根據Bloomberg的統計，美國歷來重大減稅均使美元貶值。例如：1986年時任美國總統雷根宣布將個人最高所得稅由50%下調至38%，當年度美元指數大跌16%；2003年時任總統的小布希調降了股息稅，也使美元指數大跌15%。準此，美元指數在未來是否因減稅有貶值空間值得觀察。最後，也是影響美元指數走勢的最重要因素，是美國稅改本身。根據統計，美國公共債務已達20兆美元，稅改案將再增加1.5兆美元，即使考慮經濟效益增加的租稅收入仍將增加1.1兆美元，如此將使美國的預算赤字進一步擴大。根據美國國會預算局的預測，如果美國赤字結構未改善，2050年美國債務占其GDP的比重將高達150%，此不只將形成美國長期的沉重負擔，也對國際上持有美元的投資人或投資機構造成莫大的壓力。因此，若沒有極為亮麗的稅收成長去彌補財政缺口，美國未來的問題，包括信用評等與美元的價值將會被重新檢視。
接著，我們想問的是全球的製造供應鏈會因美國調降企業稅而移向美國，進而影響中國全球製造的地位與其經濟？稅改之前，運輸業的有效稅率最高，高達35%，其次是電信業的34%、零售業的33%、建築業的32%、商業服務業的31%、石油產業的31%、IT製造業的24%。至於製藥業、網路服務業與半導體業則分別是20%、20%與19%。換言之，企業利潤稅率由最高35%降至21%，對於前幾個有效稅率較高的產業正面影響較大，而這些產業在美國大都由幾家大型企業所主導，中小型企業進入的空間不大。至於一些科技業因為原有的有效稅率大都低於21%，因此美國稅改對這些產業的正面效益不大。也就是說，美國稅改後，會吸引國外企業赴美國投資的產業以服務業為主，少數除了石油產業與IT製造業外，整體製造業的誘因其實不大。
雖然製造業走向機器人製造是趨勢，但短期而言若全球製造業移往美國，美國能否提供大量的製造業勞工，特別是技術工仍是個問題。根據美國勞工局的統計，1990年美國的非農就業人數為9,069萬人，2017年則是1億2,509萬人，增加了38%。在1990年，製造業是美國非農就業人數第二大的產業，就業人數達1,739萬人，占比達19.18%；2017年製造業就業人數大幅減少至1,253萬人，減少近500萬人，減幅達28%，占比也大幅降低至10.03%。反觀教育與健康服務業、專業與企業服務業及休閒餐旅業的就業人數，分別從1990年的1,127萬、1,076萬與930萬人，大幅增加至2017年的2,330萬、2,094萬與1,605萬人。換言之，美國過去製造業的就業人數經過20幾年，順利移轉至其他的服務業就業。因此，未來外國製造業若赴美國投資，製造業勞工人數的不足將是最大問題。
最後，對中國而言，為了維持目前既有生產大國的地位與朝向生產強國的目標，在美國稅改後與中國勞動成本高漲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勢必將進行租稅改革，降低企業租稅負擔以留住企業。同時，中國企業對於中國政府的不公平補貼仍然相當有興趣，加上中國內需市場仍有相當的成長空間，因此既有中國生產供應鏈大幅移動的機率不高。而且中國經濟結構已與過去大不相同，2010年經濟成長率達10.6%，投資貢獻66%，消費貢獻45%；2017年經濟成長率為6.9%，投資貢獻降為33%，消費貢獻大幅增加為63%。因此，未來即使美國稅改對中國的生產供應鏈有所影響，但短期對其整體經濟的影響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