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登於中共研究雜誌雙月刊，第53卷第6期
一、美、「中」貿易戰使中國大陸在APEC的角色漸趨向守勢
「亞太經濟合作」（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係由環太平洋地區21個經濟體所組成的官方區域論壇，成員涵蓋亞太地區所有重要的國家，GDP總額和總貿易額分別約占全球的六成和五成。雖其決議無法定拘束力 （non-binding），但由於其成員的政、經實力即便從全球角度而言亦舉足輕重，故在APEC當中所達成的區域共識，依然具有指標性的意義。過去在第一、二階段「資訊科技協定」（ITA I & II）、「環境商品降稅」等議題上，確曾引領WTO的談判結論或走向。APEC遂被各方視為爭奪發言權與影響區域議程設定的戰場之一。
中國大陸自1991年加入APEC以來，其活動力隨經濟實力上升而增強，於2014年達到高峰。當年中國大陸挾「主場優勢」大力透過APEC將國內議程予以區域化，在區域經濟整合、連結性（connectivity）、城鎮化、網路經濟等議題上開拓戰線，大幅增加中國大陸對APEC議程的主導性。(注1)然而由於戰線拉太長，加上2017年初之後，美、「中」之間的戰略競爭急遽升高，(注2)中國大陸過去兩年在APEC的角色已漸趨向守勢。
二、WTO議題在APEC的延伸
（一）美質疑陸在WTO的「開發中經濟體地位」
基於APEC間或為WTO的談判扮演「議程設定」的角色，各國在WTO的爭議易延伸至APEC當中。川普主政下的美國一反過去主張「全球主義」的立場，對WTO所代表的多邊貿易體制表示質疑，認為WTO規則並未反映全球經貿版圖變動和新議題的浮現，對美國不公平，需要大幅度改革。APEC對WTO的支持應該以促進WTO改革為前提，而非一如既往以消除貿易障礙（如：關稅）為主訴求。這種質疑伴隨著美、「中」貿易關係的緊張，隱然指向中國大陸在WTO的開發中經濟體地位，以及WTO爭端解決機制偏袒中國大陸等子題。
（二）APEC缺共識，美、「中」無法在WTO議題妥協
2018年中國大陸在APEC選擇對WTO改革議題緘默，但與其他APEC經濟體共同表達APEC應繼續支持WTO並反對保護主義；此外，WTO爭端解決機制有其重要角色，質疑美國的杯葛行動。2018年11月領袖會議期間，習近平與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 針鋒相對的演說，以及美國高調宣布與澳洲合作進行巴紐馬努斯島（Manus Island）上的軍事合作，惡化雙方關係，使得雙方更無法在WTO議題上相互妥協，竟致APEC因此無法就雙部長聯合聲明與領袖宣言達成共識，而首度以「主席聲明」取代。(注3)
為避免前述情況重演，2019年美、「中」似已達成默契，不再於APEC論壇處理WTO相關爭議。在WTO議題上，中國大陸必須接受其已無法藉APEC平臺進行合縱連橫，以反制美國的攻勢。
三、FTAAP的後續工作
（一）中國大陸推動FTAAP的立場顯然受到挫折
2014年中國大陸重新將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此一議題帶到APEC舞臺。當時中國大陸倡議APEC通過「APEC實現FTAAP的北京路徑圖」，(注4)主張立即進行「FTAAP可行性研究」，並以2025年為期完成FTAAP談判。美國則視其為立意以另一個跨太平洋的整合倡議來分散各國的注意力，藉以阻撓緊鑼密鼓中的TPP談判。經過無數次交鋒，中國大陸的前述兩項主張全數落空；美、「中」接受2016年APEC領袖們通過的《利馬宣言》，(注5)同意就關稅、非關稅障礙、服務業、投資與原產地規則等領域，進行共識與能力建構。中國大陸的立場顯然受到挫折。
鑑於以上，中國大陸屢屢在APEC強調「優質基建」必須因地制宜，並考量當地消費能力與法規現況，2015年也一度曾因此使得APEC雙部長聯合聲明幾乎難產，但無法阻擋日本系統性地推出各項能力建構倡議。另外，中國大陸以「與其他國際組織工作重複」、「可能對投資者釋放錯誤訊息」等理由，全力阻止美國成立「DSTII工作小組」之議，(注8)但附議者寡。最後，中國大陸為推動「APEC連結性藍圖」而於2014年成立APEC資深官員層級（SOM-level）的「連結性主席之友」（Friends of the Chair on Connectivity）論壇，多年下來議程趨於空洞，正面臨美、加、澳等國要求退場的強大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