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登於亞太評論，第2卷第4期
壹、前言
2016年9月4日，一年一度的20國集團(G20)領導人峰會，在杭州開幕。這是G20領導人峰會自2008年11月召開以來，首度由中國大陸主辦。有別於以往，這次也是最多開發中國家參與的一次，包括泰國、寮國、埃及、哈薩克及查德等都受邀參加。中國大陸想要打造一個具高度包容性、開發中及已開發國家共治、而非純由已開發國家把持的對話機制平台，野心昭然若揭。習近平在開幕演說中也特別強調，唯有廣納良言，充分傾聽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聲音，促進包容性發展，才能讓世界經濟永續成長，並讓各國人民都能享受成長果實。
此外，2008年金融海嘯發生後，已開發國家為了自身的利益，瘋狂實施具有強烈外部性的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QE)及負利率(negative interest rate)政策，導致市場流動性大增，在國際資金快速移動下，使得新興市場國家飽受金融市場波動加劇之苦。因此中國大陸在此次峰會特別聲明國際政策協調的重要性，強調不能為了自身利益而採行以鄰為壑政策，國與國之間並應思考如何綜合施策，讓政策聯動，才能達到全球利益最大化。無疑地，包容(inclusive)及聯動(interconnected)做為此次峰會的二大主軸，有其特別意義。
進一步來看，包容發展及政策聯動背後意味著新興市場國家勢力的崛起，隱然已具備與已開發國家分庭抗禮的實力。特別是2008年金融海嘯後，歐美先進國家受限於債務壓力，經濟復甦步調緩慢，而中國大陸則快速從谷底反彈，逐漸成為全球經濟的領頭羊，也帶動新興市場如東南亞國家經濟高速成長。一來一往間，世界經濟板塊也悄悄地出現移轉現象。由西向東、由北而南的趨勢，隱然若現。
而隨著新興市場勢力崛起，以中國大陸為首的這些國家自然也想爭取國際地位與國際話語權，G20理所當然就成為一個適當的舞台。以這次的杭州峰會為例，中國大陸特別強調自身在國際政策協調、維護國際金融穩定所扮演的角色，無形中也突顯新興市場國家在全球經濟永續發展的重要性，並若有似無地推動國際金融及貨幣體系改革。顯然地，在中國大陸強勢運作下，G20峰會不再只是單純的一場大拜拜，而是有目地的宣示新興市場國家未來在國際政治、經濟、社會及外交上想要爭取主導地位的企圖心。
除此之外，近年來中國大陸受限於經濟與產業結構的轉型調整，使得經濟始終無法回復到過去兩位數的成長。在「新常態」下，消費、投資及進出口持續低迷，加上想要擺脫山寨王國稱號、爭取從0到1的高附加價值，中國大陸也開始思考如何迎上這波全球創新經濟發展的浪潮。從中國大陸近來推出的一連串與創新、活力有關的政策，包括推動跨境電商、廣設青年創業基地、允許P2P借貸平台設立、拓展行動支付、推出《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讓優步(Uber)及滴滴就地合法等，即可看出中國大陸的決心。因此在此次峰會的主題選定上，中國大陸作為主辦國，也格外強調創新(innovative)及活力(invigorated)的重要性。
回首當年，為防範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再次發生而成立的G20，一開始定位是屬於後布雷頓森林體系(post Bretton Woods system)的一種非正式對話機制，目地是透過結合20國集團力量來維護國際金融及貨幣體系穩定，焦點並未專注在促進全球經濟成長。但隨著國際經濟環境快速變遷，不只國際金融與貨幣議題，經濟成長議題也特別受到重視，並逐漸成為G20峰會的討論核心。而這次杭州峰會，恰逢全球貿易成長趨緩與金融市場波動日益加劇，全球經濟成長問題自然就成為峰會討論主軸之一。
有鑑於此，本文將藉由檢視當前全球經濟概況及G20杭州峰會期間的談話與會後公報，了解當前全球經濟發展所遭遇的問題以及未來趨勢，並進一步釐清新興市場國家與已開發國家的競合關係，從中找出全球經濟的新亮點，最後做出結論。
貳、當前全球經濟概況
近年來，受到全球經濟成長趨緩的影響，加上貿易保護主義日漸抬頭，導致全球貿易成長不再像過往那般強勁，連帶地也回頭影響到經濟成長，彼此間形成一個惡性的螺旋式循環。從圖一可以清楚看到，在2008年金融海嘯發生前，全球貿易成長率平均約為GDP成長率的兩倍，但自2012年以後，全球貿易成長率幾乎等於GDP成長率，2015年全球貿易成長率甚至低於全球GDP成長率。這在過去二十幾年間，只有發生金融危機時(如圖一的2001年網路泡沫危機與2009年金融海嘯)才會出現，但2015年並未有重大金融事件發生，全球經濟顯然出現很大問題。
圖1 全球GDP及貿易成長率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理監事聯席會議會後記者會簡報資料，2016/3/24。
而在這個過程中，大多數先進經濟體普遍陷入低成長困境，加上原本作為新興市場領頭羊的中國大陸為追求長期經濟成長，決定大肆進行供給側改革並調整經濟與產業結構，經濟成長也隨之停滯，整個大環境當然就不容樂觀。不過，相較於先進經濟體，新興市場經濟體無疑地仍是未來全球經濟成長的主要來源。這樣的趨勢從圖二可以看出，當先進經濟體經濟成長率持續下調時，新興市場經濟體仍維持一定水準，並未隨之下修。全球經濟成長率的下滑，顯然是先進經濟體成長疲弱所致。
圖2 2016年全球及主要經濟體經濟成長率各月預測值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理監事會後記者會參考資料，2016/9/29。
面對全球經濟成長停滯的情況，為刺激景氣，主要國家紛紛採取寬鬆貨幣政策，甚至部分國家還加碼採行量化寬鬆及負利率等非傳統性貨幣政策，導致全球資金氾濫。然而，在全球經濟疲軟下，因貨幣寬鬆而大增的流動性並未流入實體經濟，反而大舉流向金融市場及房地產市場進行投機炒作，無形中造成全球金融市場波動加劇，連帶也加大全球金融體系風險。圖三列出芝加哥選擇權交易所波動率指數(VIX)及美林美林公債波動率指數(MOVE)走勢，從中可以發現，2014年6月5日及2016年1月29日歐洲央行(ECB)與日本銀行(BOJ)分別實行負利率政策後，金融市場也跟著出現震盪走勢。這代表在負利率政策下，金融市場是充滿高度風險及不確定性的。金融體系的混亂與不可測，無疑地也會阻礙經濟運行，壓抑成長力道。
圖3 芝加哥選擇權交易所波動率指數(VIX)及美林美林公債波動率指數(MOVE) 走勢
註：1. VIX (CBOE Volatility Index)，是芝加哥選擇權交易所根據美國S&P 500選擇權推出之指數，用以衡量美國股票市場波動度。
2. MOVE (Merrill Lynch Option Volatility Estimate )，是美林推出之指數，用以衡量美國公債市場波動度。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理監事會後記者會參考資料，2016/3/24。
經濟成長低迷、貿易成長萎縮、金融市場動盪不安，剛好構成近來全球經濟的樣貌。IMF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指出，自2012年之後，全球經濟成長率始終低於1990-2007年的平均水準3.7%(參見圖四)，這意味著近年來全球經濟成長動能逐漸陷入低成長陷阱(Low-Growth Trap)。對此，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疾呼，全球各主要經濟體有必要採取強而有力的政策措施(forceful policy actions)，才能避免經濟持續下探。而關鍵就在於四大要素：(1)需求支持(demand support)、(2)結構性改革(structural reforms)、(3)振興貿易(reinvigorating trade)、(4)廣泛分享(shared more broadly)。換句話說，全球要擺脫低成長陷阱，首要之務是必須將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相結合，同時推動結構性改革並撤銷貿易壁壘。從供給面及需求面雙管齊下，才能有效拉拔全球經濟脫離泥淖。(注1)
圖4 全球經濟成長率走勢
資料來源：Lagarde (2016), “We Need Forceful Policies to Avoid Growth Trap.”
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的看法，在這次G20杭州峰會上也獲得各國一致的認同，並於會後被寫入公報之中，形成各國領導人的共識。顯然地，面對低成長陷阱，光只是靠個別國家的努力，很難看到成效。唯有集眾人之力量、循創新活力之路徑、行聯動包容之政策，才有機會帶動全球經濟邁向另一個成長高峰。而這也是這次G20峰會的重要主軸與方向。只是，共識歸共識，當個別國家再度遭遇其他外生衝擊，導致經濟及金融體系更加脆弱時，這些共識是否還有約束力，顯然有待存疑。特別是未來全球仍得面臨三大已現蹤跡的黑天鵝事件：(1)英國脫歐公投後與歐盟的後續談判、(2)美國聯準會(FED)可能的升息舉動以及(3)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外溢效應等，都為全球經濟增添更多不確定性，也加深全球經濟復甦的隱憂。這或許都不是一年一度的G20峰會開完後，就可以順利解決的問題。
叁、G20杭州峰會經濟成長議題分析
在這次G20杭州峰會中，討論主軸一直環繞在如何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會後公報揭露的「杭州共識」也清楚指出，未來推動世界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及包容增長的一籃子政策，必須奠基於創新、活力、聯動及包容這四大原則。例如在創新與活力方面，強調「放眼未來」，做法上將完善二十國集團增長議程，發掘增長新動力，開闢新增長點，以創新和可持續的方式推動經濟轉型，更好地維護當代和子孫後代共同利益。而在聯動方面，則以「綜合施策」及「擴大開放」為主，將創新經濟增長理念和政策，財政、貨幣和結構性改革政策相互配合，經濟、勞動、就業和社會政策保持一致，需求管理和供給側改革並重，短期政策與中長期政策結合，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共進；以及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反對保護主義，促進全球貿易和投資，加強多邊貿易體制，確保全球化背景下的經濟增長提供惠及更多人的機遇、得到公眾普遍支援。最後在包容方面，強調「包容發展」，確保經濟增長的成果普惠共用，滿足各國和全體人民尤其是婦女、青年和弱勢群體的需要，創造更多高品質就業，消除貧困，解決經濟發展中的不平等現象，不讓任何國家、任何人掉隊。(注2)
從「杭州共識」四大原則來看，若將其進一步整合，可以發現創新經濟(包括活力市場)與包容發展(涵蓋政策聯動)，無疑地是此次杭州峰會定調的兩個未來全球經濟重點發展方向。這兩者間也緊緊扣合當前全球經濟發展問題與困境。分述如下：
一、創新經濟
自2014年10月IMF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提出新平庸時代（New Mediocre）一詞以來，經濟成長動能缺乏、總體指標乏善可陳、全球貿易大幅衰退、各國債務持續飆升，似乎已成為當前全球經濟發展最佳寫照。(注3)而造成此現象的主要原因就在於科技創新不易，且各國彼此之間政策分歧，導致政策效果互抵。特別是自1990年代興起的新經濟(或稱知識經濟)，在科技創新愈來愈不易之際，單純想要透過技術研發及科技進步，帶動全球經濟快速復甦並重回正軌，難度非常之高。就如同泰勒‧柯文(Tyler Cowen)在《大停滯：全球經濟陷入漸凍，如何擺脫困局？》一書中所指出的，當便宜的土地與勞動資源被挖掘完了，科技進步與創新成果被應用光了，光禿禿一片的科技高原上已沒有低垂果子時，經濟成長當然也就停滯下來。(注4)
因此，在這次G20峰會上，各國領導人特別著墨未來全球經濟的創新增長方式，並於會後提出《二十國集團創新增長藍圖》。在這份藍圖中，除了將貫徹創新增長的理念外，也將達成短、中、長期經濟增長潛力提升的目標，進而協助各國創造就業、提升勞動生產力、以及釋放新的經濟潛能。行動方針則以創新、新工業革命、數字經濟及結構性改革等四大主軸，促進全球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和包容性增長。(注5)
其中，在創新的部分，概念係指在技術、產品或生產製造流程中體現的新的和能創造價值的理念。廣泛來說，這其實就是破壞性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或稱顛覆性科技(disruptive technology)的延伸，利用科技顛覆傳統思維，並藉由改變企業或民眾的生產與消費行為，開創出不同以往的商業模式，甚至創造出全新商品與服務的消費市場。(注6)這個名詞最早是由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克雷頓．克里斯汀生(Clayton Christensen)在1997年《創新的兩難》(The Innovator’s Dilemma)這本鉅著中所提出，之後也蔚為風潮，持續影響政府、企業及民眾的決策行為。包括在《二十國集團創新增長藍圖》第二部分新工業革命所提到的物聯網、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機器人、增材製造、新材料、增強現實、奈米技術及生物技術等概念，都是屬於破壞性創新應用的一環。(注7)
而在《二十國集團創新增長藍圖》第三部分數字經濟中，強調透過互聯網，將訊息及知識的數字化為關鍵生產要素，並以現代訊息網路作為重要載體，有效利用訊息通信技術，藉此提升生產效率及優化經濟結構，其實也是立基於破壞性創新的思維下，所進行的一種革命。實際應用上以金融科技(Financial Technology，FnTech)最為廣泛，包括行動支付(或稱第三方支付)、P2P借貸平台、共享經濟如Uber及空中食宿(Airbnb)、群眾募資以及跨境電子商務等新經濟模式，規模成長速度都相當驚人，已有逐漸取代傳統商業營運與獲利模式的跡象。以跨境電子商務為例，根據埃森哲戰略中心與阿里研究院在2015年6月聯合發布的《全球跨境B2C電商市場展望：數位化消費重塑商業全球化》，2014年全球跨境B2C電商規模不過2,300億美元，但到了2020年，預估這個數字將成長到接近1兆美元，每年平均複合成長率高達27%。與此同時，傳統的消費品零售額或消費品進口總額，成長率則僅有6.1%及8.7%，差距非常之大。(注8)
顯然地，創新已成為未來全球經濟成長的核心驅動力量。在網路科技及資料數據大量應用下，企業的創新方式及商業模式已全然不同。而針對創新經濟，G20杭州峰會的舉行，某種層面上也是讓全球再次確認這個發展趨勢。值得注意的是，在積極推動創新經濟的同時，中國大陸也特別強調結構性改革，而這也是《二十國集團創新增長藍圖》最後一個行動方針。誠如這份藍圖所指出的，在全球經濟復甦弱於預期的背景下，結構性改革將是提高生產力及潛在產出的關鍵。這段文字由中國大陸作為G20主辦國來提出，實在非常貼切。因為中國大陸刻正面臨全面性的經濟結構性改革，包括調節過剩產能及庫存結構、調整需求由外而內以及由投資向消費、調整生產方式由效率驅動到創新驅動等等，都剛好呼應這個行動方針。當然，改革面向不只包括經濟結構，還包括國際貿易與投資、貨幣、財政、金融、教育及勞動各項領域。
舉例來說，IMF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在峰會新聞中心舉辦的發表會上就指出，G20成員國一致支持採取措施增加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性與彈性。包括透過充分資助IMF、為其提供更有效的工具來進一步加強全球金融安全網，同時也包括在IMF與各地的融資安排之間開展更大的合作，例如1997年亞洲風暴後所提出的清邁倡議。(注9)此外，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也表示，IMF將會持續積極探索，進一步擴大SDR的國際使用。特別是除了人民幣10月納入SDR一籃子通貨籃外，新興市場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將進一步獲得確認，在國際組織中的話語權也有望提升。(注10)
2008年金融海嘯的發生，讓全世界深刻體認到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其實是存在很大的問題。因此，如果要從根本上去防止金融危機的再度出現，參照孟代爾(Robert Mundell)的說法，就必須建立一個全新的國際貨幣體系，全球經濟也必然會出現新的格局。2009年3月，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撰文提出要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創造超主權儲備貨幣，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金融新秩序，可以從體制機制上為世界經濟持續發展提供保障，就是呼應孟代爾的看法。(注12)也就是說，在人民幣納入SDR後，與歐元及美元組合在一起，建立一種新型的多元化國際貨幣體系，將可進一步確保匯率和世界經濟的穩定。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國際貨幣體系是一條相當長遠的路徑。短期內人民幣納入SDR，嚴格說來，對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運作影響不大。真正有影響的，是中國大陸在國際政治環境上的戰略意義。人民幣納入SDR可以為人民幣成為外匯儲備貨幣鋪路，成為外匯儲備貨幣後，中國大陸才能真正擺脫出口型的經濟導向，經濟發展才能不再受制於西方強權控制的國際貨幣體系。換句話說，中國大陸爭取人民幣納入SDR，一方面是在幫自己爭取國際話語權，另一方面也是藉此提升新興市場國際地位，打破由歐美先進國家壟斷國際金融及貨幣體系的局面。
二、包容發展
除了創新經濟外，此次G20峰會討論最多的另一個重要議題就是如何透過政策聯動與包容發展，推動全球經濟強勁、可持續及平衡的發展。與會領導人都體認到，造成當前全球經濟亂象的一部分主因，就是來自於各國政策彼此之間的不一致。在政策分歧下，外溢效應相互衝擊讓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在會後公報中，各國領導人同意未來將加強政策協調，以支持經濟成長及應對潛在風險。例如，在外匯政策方面，各國強調匯率過度波動及無序調整會影響經濟金融穩定，是以各國金融貨幣主管機關應就外匯市場密切討論溝通，同時避免競爭性貶值與不以競爭性目的來盯住匯率；而在貿易投資方面，會後公報也強調反對任何形式的貿易及投資保護主義，並承諾推動貿易投資自由化及便利化，加強開放型世界經濟，藉此降低貿易成本、促進貿易和投資政策協調、推動商品及服務貿易，最終帶動經濟成長。(注13)
當然，整個政策協調不僅只有外匯、投資及貿易政策，包括貨幣及財政、經濟及金融治理、資源分配、能源及環境等，都明確寫入此次會後公報。而這似乎也已成為未來各國在經濟競合過程中，可以參考與遵循的一套標準。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從二戰後全球前五大經濟體美、英、法、德、日所組成的五國集團(G5)，到義大利及加拿大加入的七國集團(G7)，再到俄羅斯加入的八國集團(G8)，最後到現在的二十國集團(G20)，趨勢看來是往「合」的方向走。但在「合」的過程中，隨著成員的擴增，意見自然會開始出現大量分歧。也因如此，在這幾次的G20峰會中，除了經濟成長與金融穩定議題外，焦點也一直環繞在如何消除成員國之間的政策分歧上，政策聯動及包容發展就是在這樣密切討論下的一個產物。
針對包容發展，這次會後公報點出幾個明確方向，包括確保全球經濟成長的好處可以惠及到所有人，並以最大程度釋放開發中及低收入國家的增長潛力；促進基礎設施投資，堅持數量和品質並重，幫助開發中國家更好地評估基礎設施風險；確保經濟增長、全球化和技術創新的益處普惠共用，創造更多和更好的工作，減少不平等，促進包容的勞動力參與；優先關注開發中國家糧食安全、營養、可持續農業增長以及農村發展等。(注14)從這些方向看來，可以發現包容發展特別強調開發中國家經濟增長問題以及如何將全球經濟成長果實分配給這些國家。而在這些方向背後其實也透露出，過往已開發國家透過經濟及金融手段掠奪開發中國家資源的做法正逐漸改變，開始轉向共存共榮的方向發展。同時，這樣的方向轉變，對全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具有極為正面的意義。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也代表著以新興市場經濟體為主的開發中國家，正逐步在爭取符合自身經濟能量的國際政治與經濟地位。未來全球經濟運轉的齒輪，可能不再是由已開發國家推動，而是由新興市場取而代之。無疑地，這也會為全球經濟帶來一個全新的風貌。
肆、全球經濟展望：東南亞地區將是亮點所在
如前所述，現今科技發展已邁入所謂的高原期，科技創新不易，難有突破性、爆炸性的產品得以刺激需求，帶動消費及投資，自然也無法突破經濟成長停滯的現況。因此，未來各國在追求創新能量、帶動經濟成長之際，或許仍須將部份關愛眼神重新聚焦於資本與勞動等生產投入要素，畢竟這是最原始驅動經濟成長的動力。在這樣的思維邏輯下，新興市場自然還是機會最大的地方。尤其是東南亞的越南、緬甸、寮國及柬埔寨與南亞的印度及孟加拉等，由於正逐漸接受市場經濟的洗禮，經濟政策大幅鬆綁與開放，已讓這些國家的經濟果實纍纍高掛，誘人垂涎。加上豐厚的人口紅利與成長動能，更讓其成為全球關注的經濟成長亮點。
圖五列出東協十國整體平均的經濟成長率及物價年增率，從中可以發現，當全球經濟成長面臨停滯之際，東南亞國家經濟仍是穩健成長。2013-2017年這五年期間，平均經濟成長率高達4.6%，相較於環球透視(Global Insight)及經濟學人(EIU)最新公布的2016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預估值僅有2.4%及2.1%，差距可說是非常之大。(注15)值得注意的是，從圖一可以清楚看出，2015-2017期間，東協十國平均通貨膨脹率都低於3%，這五年的平均通貨膨脹率也僅有3.3%，這意味著東南亞國家在經濟高速成長之際，物價表現卻相對平穩，這是相當不容易的，無疑地也對經濟成長提供強力的支援。畢竟從過往新興市場國家發展經驗來看，高成長通常伴隨著高通膨，無形中會吃掉部分經濟果實，影響經濟持續成長，這在東南亞國家身上並未看到。舉台灣為例，過去能贏得經濟奇蹟美譽，也是因為擁有高成長、低通膨的特性。(注16)
表1 中國大陸與東協十國FDI金額(億美元)
資料來源：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