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台灣悶很久
回顧台灣經濟發展，從進口替代、出口擴張到加入WTO進入全球化競爭時代，工業生產重心從傳統勞力密集、民生輕工業，逐步發展到以半導體、電子資訊產業為出口主要內容，台灣製造業寫下許多成功經驗。不過，以政策引導資源的產業發展模式，也讓台灣製造業在1980年代出現「二分化」的特殊市場結構，國內市場以資本密集產業為主，出口部門則是以勞力密集、技術層次較低的中小企業為大宗。這樣的產業發展歷程，對形塑現今台灣製造業的出口結構以及其延伸出來的發展瓶頸，仍然具有本質上的影響。
基本上，台灣製造業發展出現瓶頸及出口表現不振，屬結構性議題，導致台灣近幾年出現「悶經濟」的新現象。仔細觀察，台灣製造業有以下幾個值得正視的議題：(1)製造業仍不脫代工模式，而且(2)過度集中電子產業；(3)缺少自有品牌；(4)政府、民間投資不足，直接外人投資(FDI)逐年減少；(5)出口連十七個月衰退，導致GDP成長動能不足；(6) 製造業出口不振無法吸引投資，導致金融業手上都是爛頭寸，超額儲蓄嚴重。買股票做多的多半賠錢，資金從股市移出，前進房地產，房價因此被抬高，進一步擴大貧富及世代差距。
加上台灣企業國際化不足，具實質意涵的跨國企業(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NEs)更少。無法跟上當今全球貿易走向以廠商內貿易(intra-firm trade)為主的趨勢。同時國際上也呈現出不利出口的形勢，例如全球主要工業國家進行再工業化，以優惠政策吸引本國出走的廠商再回國設廠。此種目標設定以《國內生產滿足國內需求》的再工業化政策，導致國際貿易進一步緊縮，台灣的外部需求因而縮減。這些內外因素加總起來，造成台灣廠商無力創造更高附加價值以及薪水較高的工作，成為國人實質薪資停滯十多年的主要原因之一。
推演：蔡總統的經濟戰略
透過檢視、思考上述產業發展歷史與現況，不難看出台灣產業(1)長期以來不能有效提高附加價值，加上(2)出口表現一直沒有辦法突破，是這幾年經濟很悶的根本原因。衍生出民間資金沒有出口，流向房地產導致房價上漲，造成更嚴重的世代、階級對立，受薪階級實質薪資倒退，年輕人就業不易，薪資無法提升，政府財政窘迫無力從事基礎建設等等，都是產業無力創造高附加價值及出口競爭力衰退的結果(outcomes)而已。
因此，本文底下將依蔡總統七月份於「彭博金融論壇2016」的演說內容，推演出總統構思的經濟戰略。首要戰略在於提升產業創造附加價值的能力。其次，要為台灣的產品開路，用更好的貿易條件把台灣製造的產品賣到全世界。所以，參與東亞/亞太地區的經濟整合，則應列為第二大經濟戰略目標。
第一大戰略：提升附加價值創造能力–往GVCs兩端移動
第一要務，就是盡全力幫助台灣廠商往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s, GVCs)暨微笑曲線(Smile Curve)的兩個端點移動。新政府五月以來提出的政策藥方，應該放在這個脈絡下檢視，才能收綜觀全局之效。因此，五大策略性產業、新南向政策都可以視為達成戰略目標的執行方案或步驟。
以微笑曲線呈現的全球價值鏈，左邊端點是研發、創新、品牌、設計等無形的要素(intangibles)投入，是創新技術的研究與開發。右邊端點是物流、行銷、零售及售後服務等，由最終消費市場所創造出來的附加價值。以台灣來說，歐、美、日是台灣產業仰賴的創新技術源頭，全球消費市場也是以歐、美、日等經濟體最為重要。微笑曲線中間段屬於製造、組裝階段，目前以中國大陸、越南、緬甸、柬埔寨等國為主。如圖2所示，台灣GVCs的地位在歐、美、日之下，與韓國、香港、新加坡相當，為全球價值鏈裡面主要的零組件製造國，所創造的附加價值高於東協主要經濟體，東協主要國家又高於中國及越、緬、寮、柬等國。
用GVCs的角度來觀察，可以明確看出台灣產業未來發展的方向。對於已經具備相當基礎的製造業，特別是半導體、電子零組件產業來說，在研發、創新設計、乃至於Taiwan-Inside等品牌建置投資更多資源能量，提升生產、管理技術，是創造附加價值必須要走的路徑。對於少數具有自有品牌的台灣電腦或手機廠商，例如Acer、ASUS、HTC等，則應該要投注更多資源在品牌維護、銷售通路佈建、整合行銷策略、消費者售後服務等，為消費者創造更多附加價值的工作上。
第二大戰略：以APEC為平台，加速台灣參與亞太區域經濟整合
台灣擁有正式會員資格的國際經貿組織僅有兩個，WTO及APEC。WTO受阻於杜哈回合，多邊磋商機制在可預見的相當一段期間內無法取得進展。未來幾年，APEC成為台灣唯一可以參與國際經貿事務的平台，台灣應盡量善用在APEC發言的寶貴機會。
APEC 21會員國包括了RCEP十六會員國當中的十二個，也涵括了TPP第一階段全部十二個國家，亦即，APEC涵蓋的地理區域與國家數目遠超過進行中的TPP。2016年APEC各級會議焦點之一，是對FTAAP的實現路徑進行討論，目前APEC對亞太區域內的各個RTAs/FTAs持開放態度，包括TPP及RCEP都是可能的路徑。不論APEC選擇了哪一個路徑，APEC都會是亞太各國領袖溝通意見、彼此協商、互相合作極為重要的一個平台。
因此本文建議，在WTO談判停滯期間，新政府應特別珍視APEC作為亞太外交經貿官員以及領袖對話的平台，審慎規劃如何透過APEC每年各種不同層級的論壇對話機會，跟亞太各國建立互信、友好與合作的經貿實質關係。今年8月初剛結束的第3次APEC企業諮詢委員會(ABAC 3)就是一個很好的開端，蔡總統新任命的三位台灣企業界代表，高志尚(義美食品)、詹宏志(PChome)、駱怡君(工業銀行)，分別代表了台灣傳統產業、電子商務及金融業的企業家參與論壇，跟來自21個APEC會員經濟體的企業領袖在跨領域議題上，進行意見交流，共同為亞太投資、貿易自由化及經濟發展的願景規劃，提供經驗、心力與智慧。台灣三位企業領袖與亞太各國代表在今年在ABAC 3共同討論獲得的共識可以統整成兩大項：(1)科技與商業模式創新，以及(2)透過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實現更高品質的貿易與投資自由化。
未來不論是參與TPP或是RCEP的談判，台灣應具有更完善的策略思維與安排，藉由外交經貿官員、各界領袖先行規劃APEC論壇議題，與各國代表進行交流，必可創造正面、良好的前導鋪陳效益。特別是，積極投入APEC的經貿合作論壇，也跟小英政府提出的「新南向政策」方向一致、精神吻合。目標都是要為台灣的產業開路，將台灣製造的產品用最有利的貿易條件，銷售到全球各地，為台灣創新產業，創造最高附加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