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3年政府實施第一期經建計畫以來，台灣經濟起飛，每人國民所得從1952-1959年期間平均180美元快速提高到2010-2017年期間平均的22,600美元，產業發展型態從「要素驅動」、「效率驅動」轉型到現在與未來的「創新」驅動。
雖然國民所得快速增加，但台灣大量製造的代工模式思維迄今仍轉變有限，在高度創新的環境仍未健全下，部分產業依然在耗用大量便宜的生產資源，壓抑薪資成本方能在國際市場與新興後進經濟體競爭。
反映當前台灣產業發展環境的真實狀況——部分產業一直希望台灣能一如過往，將發展建立在擁有便宜的水、電、土地，最好連人力與人才的成本都能愈低愈好。但我們已不再是1950年代的台灣，國際經濟情勢與台灣產業發展環境也大不相同，部分的企業卻未正視問題。
近年來國內工商團體與外國商會均會從企業經商角度提出改善台灣投資環境的建言，實為政府與企業意見交換管道，也是施政重要參考。惟面臨當前複雜的國際經濟情勢與台灣內部產業結構轉型之際，我們對國家發展的思考方向應更具前瞻性及未來性。
如拓展國際經貿空間部分，台灣當然應積極與各國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TA）。然而，既然是國際自由貿易協定，除了與台灣簽訂協定的各國態度外，台灣內部能否達成共識，亦是協定能否成功的主要因素。眾所周知，台美FTA基礎的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卡關，關鍵在於「美豬」問題；台灣欲加入日本主導的CPTPP，最後同樣得面對「日本核食」問題。
這二個議題在國人均無共識下，單方面指責政府無積極相關作為顯然於事無補；再者，已於2010年生效的ECFA，當初在早期收穫清單加持下，讓台灣部分產品的供應鏈可以獲得零關稅的優惠，維繫兩岸供應鏈的連結，這對台灣而言當然是好事。
因無法使國人達成共識的服務貿易簽訂引發的效應下，後續的貨貿談判也宣告中止。但我們不妨換個角度思考，這或許是老天爺給台灣的一個轉型機會，正因為當初未達到全面降關稅，讓部分關鍵產業的零組件技術和生產模式能留在台灣發展。
如今面對美中貿易衝擊，台灣當初利用關鍵零組件技術和模式所發展出來的產業群聚與利基，反而轉為台商面臨貿易關稅加徵下，加速台商回台投資最大支撐力。反之，若當初台灣利用ECFA平台，取得更多依賴中國大陸的供應鏈，面臨如今經貿情勢變化，台灣恐怕受傷更深。
回到企業最關心的國內電力供應穩定議題，經濟部日前說明，近三年來電力政策調整後，即使2025年後高推估每年新增尖峰用電92萬瓩，透過舊機組更新及綠能接棒，仍可保證到2030年台灣都不會缺電。
過去不少企業總希望以低廉水、電或土地資源，甚至貨幣貶值方式降低成本、提振國際競爭力，政府當然應該全力支持廠商根留台灣，也必須回應企業需求。然而，台灣過去利用低廉生產要素而大量獲利模式已經無法複製，面對數位經濟時代，若企業仍一廂情願地不擺脫降低成本、大量生產製造的思維來發展，長此以往台灣產業發展恐將受限，不具備在國際舞台競爭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