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閥經濟可望改變 開啟台韓產業合作之門(台灣銀行家2017年6月號)
吳孟道
2017/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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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寅在經濟與外交路線上與前總統朴槿惠有著明顯的歧異，特別是對待北韓的態度與美中關係之間的平衡，此都將牽動南韓本身與亞太地區未來的政經情勢發展，值得深入剖析。
地緣政治風險降溫有益亞太經貿
文在寅雙親均是北韓難民，自小就對北韓抱持一股特殊情感。而在從政道路上，又深受前總統盧武鉉影響，對北韓的立場不像朴槿惠那樣強硬，而是主張採取相對溫和態度，與北韓對話，並傾向延續金大中及盧武鉉時代的「陽光政策」，和平處理當前南北韓分裂對立的局面。
外界普遍預期，文在寅的當選，將有助改善朝鮮半島日漸緊繃的情勢。特別是朴槿惠在位期間，在國家安全及利益的考量下，為應對北韓彈道飛彈的威脅，同意接受美國協助在慶尚北道星州郡部署薩德（THAAD）反飛彈防禦系統。
這個舉動除了招致北韓的強烈反彈並進行長程導彈試射外，也引發中國大陸的抗議，陸續衍生多項「禁韓令」與「限韓令」措施，連帶導致東亞地區的地緣政治風險急速升溫，無形中也形成亞太地區經貿活動推進的一大阻力。
在過去，北韓持續向南韓挑釁的飛彈試射與核彈試爆行為，往往是造成亞太地區經貿活動停滯與金融市場動盪的主要來源。
如今隨著文在寅就任南韓總統，不排除與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舉行私人會談，同時也表示將重新評估薩德反飛彈防禦系統的部署，對北韓及中國大陸釋出善意，未來這個地緣政治風險將有機會逐漸降溫。而朝鮮半島緊張情勢的緩和，伴隨中韓關係的恢復，勢必有利亞太政經情勢朝向正面的發展。
台灣可能面臨更大的出口威脅
只是，亞太政經情勢轉向正面發展，卻不見得有利台灣。文在寅外交策略的轉變，意味著韓國不會再像過去李明博及朴槿惠等保守派執政時，唯美國馬首是瞻，而是將採取平衡美中關係做法，重新修補與中國大陸之間的裂痕。
特別是在考量中國大陸對北韓具有高度影響力、且中韓貿易額已超越美韓及日韓加總的前提下，文在寅有很高機率將重拾親中政策，重塑中韓互利共贏的氛圍。面對這樣的情勢發展，未來台灣與韓國之間的政治互動，恐將因兩岸因素而大舉受限。
此外，在經貿方面的影響，台灣與南韓之間本就處於長期競爭的局面。文在寅上任後，決定仿效美國總統川普做法，強調經濟發展將以韓國優先，對外經貿將會以更務實的態度加以看待。這意味著只要有利提振韓國出口的政策，都有機會被優先採用，此可能會加劇台韓之間的出口競爭，甚至是貿易摩擦行為。
從台灣與G20國家的價值鏈參與程度關連圖可以清楚看出（詳見圖），台灣與韓國的出口結構極為相似，價值鏈參與程度都在6成以上，分居一、二位。其中，出口充當進口國之出口中間財比重（向前連鎖）與出口內含進口價值比重（向後連鎖）分配情況更是如出一轍，各占1/3、2/3。
這顯示台韓兩國都是以出口中間財為主的外貿導向經濟體，一旦某方的對外貿易政策採取更為強勢或更具殺傷力的做法，勢必會加大另一方的出口衝擊。台灣，不見得能在這樣的競爭環境下，取得優勢。
近年來韓國瘋狂與包括美國、中國、歐盟及東協在內的主要經濟體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FTA），也積極參與如TPP、RCEP等巨型的FTA，透過擴大自身的對外貿易與區域經濟合作能量，讓韓國成為全球第六大貿易國。而在這樣的過程中，韓國也藉由降低關稅與非關稅貿易障礙，拉大台韓之間的出口競爭優勢，已讓台灣深刻感受到韓國的威脅。
目前韓國簽署生效的FTA超過50個國家，與FTA夥伴之間的貿易額占本國總貿易額的比重（覆蓋率）已高達8成以上，而台灣卻連1成都不到。如此巨大差距對台灣帶來的外貿競爭劣勢，極有可能在文在寅的「韓國優先」經濟政策下，被更加放大。
台韓應加強產業內貿易的水平分工
不過，危機就是轉機。雖然文在寅的就任可能讓台灣面臨更大的出口威脅，但若從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 GVC）水平分工的角度來看，台韓的產業與企業間確實存在合作空間。換句話說，台韓在國際經貿市場雖處於競爭態勢，但兩國貿易結構卻呈現高度產業內貿易的狀態。
亦即，兩國很多中間財或最終產品的出口都大量使用彼此的零組件。例如即使是特別強調一條龍垂直整合的韓國三星集團，其手機製造也採用台灣大立光的鏡頭、超眾與雙鴻的散熱導管以及晶技的石英元件等，這凸顯雙方水平分工的價值，也讓彼此可以建立全球價值鏈合作關係。
根據國貿局統計，2016年中韓雙邊貿易總額達到274億美元，韓國是我國第五大貿易夥伴，僅次於中國大陸、美國、日本及香港。而再進一步的剝絲抽繭，可以發現台韓雙邊貿易結構中，出現許多重複進出口產品。
例如台韓前十大進出口產品就有積體電路、印刷電路及液晶裝置等多項產品重複，這意味著台韓彼此間的產業內貿易已是一種常態現象，而這正是政府未來面對韓國強勢的競爭態勢時，可以思考突破的方向。若能藉由彼此擅長的產業領域，進行深度合作，或許能夠創造互利互補的對外經貿環境，也可以彌補「韓國優先」政策對台灣所帶來的出口威脅。
值得一提的是，文在寅在選舉期間極力主張改革韓國長年的財閥沉痾，也認為政府應主動介入並限制財閥影響力，避免扼殺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這其實是有利未來雙方產業及企業的互動交流。
根據台經院估算，韓國財閥掌控的經濟規模占GDP比重高達8成以上，而前七大財閥（三星、現代、SK、LG、浦項、樂天及現代重工）總體營收等同韓國一半的GDP。「喊水會結凍」的財閥不只造成韓國國家資源分配極端不均，也讓官商勾結及政治醜聞事件頻傳，更衍生出許多如青年就業與貧富差距等的社會問題。
文在寅改革財閥的主張顯然是一場工程浩大的經濟體制革命，過程可能極為艱辛，但結果可能讓韓國脫胎換骨。更重要的是，文在寅若能成功改變財閥為主的經濟結構，未來台韓雙方將有機會加強水平分工的合作模式。原因就在於中小企業為主的經濟結構，企業或廠商會較重視水平整合或分工，而不傾向垂直整合，這無疑會讓雙方多出很多合作空間。
台灣政府應及早因應韓國的轉型
新制度經濟學派的後起之秀Daron Acemoglu及James Robinson在其《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一書中曾經提到，「制度」是經濟發展的前提，也是決定國家走向興盛或衰敗的最大原因。他們認為決定國家發展的關鍵制度可分為兩種，一是包容型（inclusive），另一是榨取型（extractive）。
當一國選定包容型制度時，政治權力是分散的、市場競爭是多元的、遊戲規則不會因人而異，國家自然就能持續發展且壯大；而當選擇榨取型制度時，資源被少數政治菁英及特權階級把持、市場競爭不足，國家自然就走向衰敗之路。
觀察韓國近年來的發展軌跡，顯然正朝向上述所謂的榨取型制度發展。在以李明博及朴槿惠為首的保守派長期把持下，財閥經濟特徵越發彰顯，也造成國家資源大量集中在極少數特權階級的手上。如今文在寅上台後，似乎有機會、也正打算扭轉這樣的局面。
而這對未來韓國的經濟發展，勢必將產生巨大的影響。無疑的，未來韓國的蛻變與轉型，將深深牽動亞太政經情勢發展，台灣自然也無法自絕於外。政府著實有必要未雨綢繆，及早思考未來面對韓國政經情勢轉變的因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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