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應對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衝擊，中國大陸政府提出4兆人民幣擴大內需的財政擴張政策，短期雖對經濟產生效果，但相關建設造成的重複投資，最終造成產能過剩。過往中國政府多採取鼓勵消費、促進投資，及拓展外貿等需求面因素，來解決產能過剩問題。然而，觀察陸客赴日搶購日本商品，以及搶購澳洲及紐西蘭奶粉等現象可知，其國內供需兩端仍有缺口，特別是產品品質無法滿足需求，致使供過於求的失衡問題日益嚴重。
為解決上述問題，大陸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在2015年11月會議中，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想法，希望透過穩增長、調結構、補短板等措施，減少中國的過剩產能、提高產品的品質與技術含量。此後，「供給側改革」便成為大陸經濟政策的新戰略。外界對於此項政策多以去化過剩產能加以解讀，認為這是舊政策的新包裝，但這種看法並不完整，同時，這樣的經濟戰略思惟也正是當前台灣所需。
傳統的需求面刺激，盛行於1930年美國經濟大蕭條後，凱因斯學派與政策主導各國政策，此後每當經濟趨緩時，各國政府就習慣沿用提振需求面的思維，採取刺激消費、促進投資、擴大貿易，以及貨幣寬鬆等措施，來提振短期經濟，台灣自不例外。
然而，近年來全球經濟陷入長期低迷，台灣出口連續17個月衰退，貿易難以拓展，拖累民眾消費及廠商投資意願低落，加上政府也欠缺財政資源來擴大公共投資。當大環境不振再加上結構性問題，就讓需求面政策效果大打折扣，無怪近幾任政府都對當前困境難以提出有效及有感的政策，只能依靠央行將已處歷史低點的利率一降再降，在經濟「新平庸時代」，此時供給側改革正可填補經濟戰略上的空白，提供新的可行解方。
需求面政策在台灣為何失靈?在各個組成部分其實都有結構性問題。首先，在投資部分，行政院主計總處資料顯示，2006至2015年的10年間，台灣超額儲蓄率從7.03%倍增至14.62%，但同時間的投資率卻從24.02%減少為20.10%，儲蓄多而投資少代表並非資金不足，而是投資環境需要調整，例如生產要素如水、電、人、地的欠缺，以及環保及勞工權益的考慮。
其次，在消費方面，內政部公布2015年台灣的生育率1.18人，為亞洲主要國家最低，而65歲以上人口占比則為12.51%，在少子化及高齡化兩股力量影響下，民間消費成長力道有限。此外，台灣實質薪資倒退，以及高薪人口外移都進一步壓抑了民間消費動能。
至於在貿易部分，近年台灣出口集中在生命周期短且享有ITA免關稅的資通訊電子產品，面臨中國大陸發展本土供應鏈進行進口替代，兩岸產業關係從合作轉為競爭。加上更多的新興國家加入全球產業分工行列，憑藉其低廉的生產成本，自然對我國出口貿易造成威脅。在這樣的結構性問題下，政府雖然透過組團海外拓銷與邀買主來台採購，採取「走出去、拉進來」的出口拓銷措施，但都難以減緩出口貿易衰退的趨勢。
事實上，政府也曾執行過部分的供給側改革，特別是針對產業轉型部分，運用政策引導資源進入特定產業。例如1960年代發展紡織與電器輕工業，1970年代十大建設計畫打下石化、鋼鐵與造船基礎，其後政府主導引進半導體技術，在1980年代成立新竹科學園區，並由行政院開發基金投資設立台積電，帶動半導體與電子產業蓬勃發展，台灣自此成為電子產品出口大國。
過去的成功讓政府習慣於選擇產業發展方向，投入資源來促進產業結構調整。但隨著全球經貿環境改變，產業政策也常發生「政府失靈」窘況，其原因有二，其一是市場力量超越政府，產業走在前面，政府無力主導，有時還可能成為產業發展的絆腳石。其次是過去中國尚未改革開放，東南亞國家尚未崛起，台灣競爭者少，政府產業政策容易產生成效。但到了近年各國政府紛紛採取相似的產業政策時，就產生國際間的同質競爭，各國競相發展相同產業的情況屢見不鮮。
以我國新政府主推的五大創新產業為例，其中的智慧機械、綠能科技、生技醫藥不只和中國「製造2025」的產業相同，甚至也是新加坡、印度、南韓，與日本等亞洲國家發展的目標。在這種大家都有的產業政策下，台灣除非擁有可供自足的內需市場、先進技術或其他特殊的要素稟賦，否則在各國激烈競爭下，很難殺出重圍，更甭論能再造新一波台灣經濟榮景。
雖然中國大陸與台灣經濟問題並不完全相同，但是在需求面的刺激無效與產業政策成效有限的情況下，台灣新政府不妨參考中國大陸所提出的「供給側改革」口號，重新檢視台灣的勞動、土地、資本與創新等生產要素，並進而加以改革，讓台灣經濟煥發出新的生機。
在勞動力方面，由於台灣高等教育普及，大學之間的差異性不大，連帶使得培養出來的人才同質性高，且欠缺國際化人才為企業服務。建議政府應主動協助企業引進國外人才，為台灣經濟發展注入新的動力，例如政府於9月1日提出的「完善我國留才環境方案」，從簽證、工作、居留、金融、稅務、保險、國際生活等七大面向進行鬆綁，就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不過國際間對於頂尖人才的爭取相當激烈，為了擴大引進人才的管道，建議政府可以向國外招募優秀學生來台，給予獎助學金並引導至本國企業工作，不但可以提供我國企業優異的人才來源?也可以成為我國企業爭戰國際市場的尖兵。
此外，少子化與高齡化為多數先進國家共同需要解決的挑戰，智慧製造成為各國此一解決問題的答案，我國政府也積極推動，新政府在「亞洲．矽谷」方案中強調「工業 4.0」的重要性。不過根據台灣經濟研究院對工業4.0的研究結果指出，多數企業對於「智慧製造」的內涵並不清楚，加上沒有急迫性，多半沿用既有的營運模式，所以主動進行智慧化意願不高。因此，政府應該更加積極地投入，建立示範工廠推廣智慧製造的內涵與概念，並且培養相關人才，才能有效落實智慧製造。
土地是一種特殊的生產要素，供給數量有限，因此如何有效率的利用土地成為經濟發展重要的課題。現有工業區是否已經有效運用?已取得土地的企業是有心經營，還是只占地求取資本利得？對照產業界的缺地問題，似乎台灣產業土地的使用效率仍有加強的空間。另外，環保意識高漲，民眾在經濟發展之外，也開始思考到生活品質與環境生態的永續發展，這是社會進步的象徵。但如何建立公開透明的程序，重建環境影響評估的公信力，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取得平衡，也是政府必須思考的重要課題。
近10年來，政府固定形成占GDP比率從2005年的4.12%減少為2015年的2.59%。另根據今年度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的「世界競爭力年報」觀察，台灣基礎建設中能源、缺水及教育都連續3年排名40之後，拖累我國總體排名。因此，公共基礎建設的推動與更新成為提升競爭力的重要作為。以交通建設為例，桃園機場在2016年全球機場評比排名高居第20名，在軟體及人員表現也獲得全球旅客相當高的評價，但因為硬體設備老舊，排名比前一年度下滑3名，顯示在軟體服務提升的同時，硬體建設也要跟上才行，這是政府應該加強改善的地方，否則將無法吸引國內外的投資。
最後在創新方面，當前經濟發展已經轉換為「創新驅動」，創新的驅動不在政府而在民間，民間創新能量的發揮已成為影響競爭力高低的關鍵。對於台灣而言，如何使更多創新想法轉換成經營模式，是當前重點。以Uber和第三方支付為例，其顛覆傳統的創新思惟雖然帶來新商機，但對現有產業造成的衝擊也讓主管機關大傷腦筋。在某些新興產業的發展上，民間要求政府鬆綁，但在食安與新金融商品的問題發生時，又希望政府管得更嚴，讓政府必須採取更加靈活與開明的管理方式，專注於法規調適，建構好的發展環境，使民間創新能量得以充分發揮。
綜合上述，由於當前大環境不佳且國內存在許多結構性問題，政府需求面的刺激措施成效有限，建議政府可以參考中國大陸所提的「供給側改革」，重新思考政策走向，擺脫以往將政策資源注入特定產業的作法，直接對生產要素進行通盤的檢討與調整，讓最創新、最有投資潛力的產業得到最優質的生產要素。對於當前因財源有限，需求面政策手段日益短少的政府而言，若能由供給面的要素優化開始，或許還可以思考出新一輪台灣經濟得以躍升的大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