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導體紅利如何外溢？(工商時報)
劉佩真
2026/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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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工商時報>
文／台經院產經資料庫總監、APIAA院士劉佩真
從韓國政經局勢的最新動態來看，面對半導體超級週期帶來的龐大超額稅收，近期擬籌劃提撥數兆韓元成立一個全新的「未來應對基金」，是希望將科技業的「單點繁榮」轉化為跨世代與跨產業的全體動能，緩解該國日益嚴重的K型兩極化等結構性難題。
事實上，台灣面對雙軌經濟的考驗，其關鍵解方不在於效法韓國成立「未來應對基金」進行直接的財政輸血，而是應立足於自身一業帶動百業的獨特產業生態，也就是在《預算法》的財政紀律與全球最低稅負制的國際新局下，政府應摒棄直接配給資金的施捨者角色，轉而建構制度性的轉型協作機制，透過租稅誘因與技術媒合，引導半導體與AI的技術紅利外溢至傳統產業，加速其智慧化與AI轉型，方能點石成金，打造既具科技尖端實力又兼備跨產業韌性的台灣經濟新局。
首先，就產業結構與資源依賴度而言，台灣與韓國雖然都是全球半導體重鎮，但產業的廣度與集中度有顯著差異，即韓國的傳統產業，如鋼鐵、石化、汽車、造船等，過去長期是國家經濟的頂天支柱，近年因受到地緣政治、中國供應鏈低價競爭以及全球低碳轉型的多重夾擊，面臨極大的轉型陣痛。相較之下，韓國政府在應對科技海嘯時，更像是用半導體的盈餘來「輸血」給那些正在失速的製造業巨頭。
然而台灣的情況更趨向於一業帶動百業，台灣半導體與AI相關等供應鏈，本質上已經將部分的傳統製造業科技化與精密化，許多傳統產業（如精密機械、扣件、模具）正在轉型為半導體設備或材料的供應商，這種以強帶弱的產業融合，會比單純的資金輸血更符合台灣的產業生態。
其次，從財政體制與稅收工具的條件來看，台灣要實施這類「特定產業超額稅收提撥基金」具有極高的制度門檻；此外，台灣的半導體大廠如台積電等，本身就適用《產創條例》10之2條等研發與設備投資抵減，其創造的產值更多是體現於龐大的就業機會、薪資成長以及帶動綜合所得稅與消費營業稅的提升，很難在稅制上精準切割出一段專屬於半導體超額貢獻的現金，並將其抽離國家整體財政規劃。
再者國際租稅遊戲規則的改變，這讓透過租稅成立基金的難度大幅提高，畢竟在這種國際新制下，如果台灣政府對半導體龍頭課徵過高的額外稅負，或是採取特殊的租稅變更，在國際反避稅與防杜不公平競爭的框架下，可能會引發錯綜複雜的連帶效應。同樣地，若政府用高額的直接補貼去扶持傳統產業，在當前全球保護主義抬頭、各國動輒祭出301條款或反補貼關稅的敏感時機點，這種由政府直接出手干預市場的補貼行為，極容易在國際貿易談判中被對手國抓住把柄，甚至導致台灣的傳統產業在出口時面臨更嚴苛的關稅壁壘。
綜上所述，韓國成立「未來應對基金」去扶植年輕世代與傳產，是基於其國內財閥結構極端化、傳統重工業失速以及社會貧富差距拉大的下策之舉；但對於台灣而言，我們雖然同樣面臨高科技業與傳統產業薪資、成長率不均的挑戰，但我國真正需要的是一個制度性的轉型協作機制，政府不宜扮演直接配給資金的施捨者，而是應該將政策著眼點放在擴大科技業的溢出效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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