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貿易戰在2020年1月15日完成初步階段的簽署，原定對中國1,600億美元產品加徵15%關稅已暫停實施，而對2,500億美元中國產品加徵25%關稅雖維持不變，但同意對2019年9月加徵15%關稅的1,200億美元產品，自2月14日起下調為7.5%。美中將視第一階段執行狀況後展開第二階段談判，未來談判的重點包括對國有企業補貼、數位貿易限制、網路安全等議題。
然而美國對中國經貿制裁的意圖，本質上是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國際霸權爭霸，同時美國欲迫使中國內部進行較大幅度的結構性改革，甚至使中國變成符合世界所預期的「市場經濟國家」。這些議題除了承諾保障智慧財產權、終止強迫技術移轉、更大幅度的市場開放等較易達成之外，其他議題背後皆涉及中國內部複雜的政經結構問題，短期要能處理並非易事，因此若中國無法在結構性改革議題做出承諾，短期之內美國仍會持續對中國提出相關經貿制裁措施。
因此，川普若贏得2020年年底大選，美國對中政策的這種目標模糊的情況仍會持續，國際對現實的不確定性與因應成本也會持續。如果川普沒有當選，民主黨的當選人是否會延續以懲罰性關稅為主的對中貿易政策，則會成為另一項不確定因素。但比較高的可能發展是，如果民主黨上台，只要中國仍然維持目前的做法，美國的中國政策仍會採取一種相對強硬的態度，尤其是在與科技相關的領域。但中國若調整了其目前採取的強國政策，則美國也會隨之改變目前的中國政策方向。而中國若仍針對AI、機器人、生物科技等各項先進科技領域採取國家主導的發展政策，並持續使用大量的政府補貼加上強迫技術移轉，來扶植這些科技領域的發展，進而造成美國企業在中國甚至其他市場面臨不公平的競爭時，即便是民主黨的政府上台，對中國仍然會採取強硬的政策。
另一項比較確定的可能改變是如果美國領導人換成民主黨，美國在聯合其他理念相近友好國家的作為將會更加積極，也可以對中國的挑戰形成更明顯的壓力。幾乎所有的華府政治分析家及政策制定者也同意，這樣的做法對美國因應中國的挑戰是更有利的。在民主黨內部的大選辯論中，幾乎所有爭取大選的競爭者都強調美國應該與盟國進行更多的合作，而非在個別的貿易議題上對盟國形成摩擦。川普政府對聯合美國盟國一事並不積極，在部分議題如政府補貼、強制技術移轉、WTO改革等，川普的確與日本及歐盟建立三邊對話平台。但大部分情況川普不偏好多邊合作，而強調兩國之間的雙邊經貿談判，以追求美國本身的最大利益。如他常常威脅對歐洲汽車增加關稅、對韓國威脅撤出美國駐軍、言語羞辱部分歐洲國家領導人等，都危害美國參與多邊國際合作的能力，不但華府的政策專家，連川普政府內部的成員都反對川普這種個人色彩濃厚的做法。所以，如果川普未能連任成功，未來美國的對外政策，尤其是在因應中國威脅這方面，強化國際合作將會是最大的一項根本改變。
美國與中國在經貿領域的衝突，目前的確已經影響了美國經濟，單純在關稅方面的影響並不顯著，但美中摩擦對商業投資帶來的不確定因素才是真正影響的關鍵，特別是對跨國公司的國際投資布局，美中貿易的不確定將導致私人部門的投資減緩。在美國經濟下滑的情況下，川普政府的確有動機想要與中國達成某種程度的貿易妥協，除了總體經濟的因素之外，川普更希望降低貿易戰對農業部門的影響。因為農業部門一向是川普重要的政治支持來源，而川普上次大選贏對手的差距非常微小，因此農業州對川普的支持在2020年的大選就顯得格外重要。
美中兩國已基於各自所需，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第二階段將視第一階段執行情況後展開，若一方未能兌現承諾，雙方應進行三回合的諮商，並在90天內解決。但第一階段的協議並不影響到美中之間真正重大的關鍵議題，如國企的補貼、數位貿易限制、網路安全等，甚至不會真正開放中國市場，因為中國的談判常常是在一邊讓步、另一邊卻設下更嚴格的限制。例如：一方面答應解除美國企業投資中國的合資限制，另一方面又要求投資中國的美國獨資企業必須設共產黨支部，或美國企業必須採取社會信用記點制度，又或美國在中國企業無法接受中國政府補貼，但中國競爭者卻可以。諸如上述的根本問題，預料都不會在美國2020年年底大選前獲得解決。
由於目前中國採取的經濟發展模式，長期恐難維持穩定成長，這個長期可能是20~30年之間，短期內這樣的模式仍可以維持下去。反觀台灣及韓國都經歷了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起飛同時發展的階段，台韓幾乎同時面臨中產階級陷阱，為了超越這個陷阱而達成更佳的經濟表現，社會內部成員必須具備更高的生產力與創造力，而更高的生產力與創造力必須在更開放及自由的環境中才有可能達成。因此，台韓在面臨中產階級陷阱時，都體認到必須在政治上更開放，才能讓社會更加彈性，容許自由競爭，讓每一個個體的創造力與創業精神展現出來。雖然中國也達成了許多高科技的發展成果，但如果能在一個更開放、更自由的環境下，中國在很多科技領域的表現將會更好，這也呼應到為何中國目前所採取的發展路線，最終將會遇到瓶頸的根本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