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國貿易政策走向看台灣企業的因應方向
台經院
2024/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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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GDP占全球1/4以上的經濟體,美國每四年一度的總統大選及參眾兩院改選向來為全球各國高度重視的盛事,本次大選在前總統川普高舉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訴求上陣、現任總統拜登退選改由賀錦麗副總統出陣下重新陷入膠著狀態。固然此次選舉議題涉及兩黨對於國際事務與國內事務的攻防,包含在國際事務上如何應對中國崛起、俄烏戰爭、中東戰事、南海潛在衝突、氣候變遷等,以及國內事務上如何處理物價與房價之通膨、女性自主墮胎權、公共支出規模與項目、槍枝管制、美墨邊界非法移民、個人及企業所得之減稅或加稅、石化工業與再生能源發展走向等。兩黨在前述諸多議題上多數針鋒相對,亦有方向一致但力道不同,貿易政策即是其中之一。
台灣的經濟發展早年係立基於美援及來自美國的外銷訂單,即便台灣至今已轉型為高科技產業且企業已布局全球,美國的外銷訂單仍占台灣整體的30%以上,尤其在電子產品及資通訊產品上,美國的訂單比重更是超過35%。因此,美國的貿易政策直接影響到台灣之產業發展。過往台灣接單、海外生產的模式,比重最高曾於2015年達到55.4%,近年則是持續減少,2024年1~8月已降至47.6%,其中尤以電子產品由50.8%降至38.0%、資通訊產品由92.3%降至80.4%最為顯著。其中所涉及的因素包含美中貿易戰、國際大廠對在中國生產之產品的後門程式之顧慮、中國本身經營環境的變化,以及各國對於產業鏈於中國集中的去風險化策略等,本文由美國貿易政策的發展脈絡分析對於台灣企業的可能影響。
首先,WTO成立之際即是受惠於美國彼時大力主張的跨國自由貿易,美國目前仍是給予55.6%的非農商品之進口免關稅待遇,另有32.9%的非農商品關稅亦小於5%,對WTO會員的簡單平均關稅為3.3%、貿易金額加權之平均關稅則為2.2%。相較之下,中國對WTO會員的簡單平均關稅為7.5%、貿易金額加權之平均關稅為3.0%。美國自2000年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PNTR),2002年中國成為WTO會員後亦享有進入美國市場的最低關稅優惠,美中貿易對美國產生高額貿易逆差,亦使得諸多產業無力面對來自中國之低價產品的競爭。美國於美中貿易戰所採用的國內法規包含於2018年依《貿易法》第201條款對中國進口之太陽能電池模組加徵30%的防衛關稅、依《貿易擴張法》第232條款涉及國家安全威脅之規定對中國進口的鋼鋁產品加徵25%關稅,以及依《貿易法》第301條款針對產地為中國且存在不公平貿易與侵害美國企業智慧財產之產品加徵25%的關稅,並視情況列出產品豁免清單及企業實體清單。2020年拜登勝選亦未改變對中國產品之加徵關稅且持續擴充實體清單,含有受關注之國家的實體產品將一併納入美國禁止進口或加稅的名單。此次美國大選川普主張勝選後將會提高美國對外關稅至10%,且對中國之稅率將提高至60%,預期未來不論美國大選何者勝出,對中國的關稅仍將持續作為美中貿易戰的談判籌碼,實體清單則會持續擴充範疇。
另一方面,隨著中國企業透過補貼取得資金挹注而大舉投資,不論是鋼鐵、紡織、石化等傳統產業,或是鋰電池芯、太陽能模組、電動車、中低階晶片以及其他智慧終端產品等新興產業,中國的製造業快速成長使得其製造業之全球附加價值比重達到28.8%,過剩產能不僅在其國內造成激烈競爭以致諸多參與其中的企業面臨生存危機,其繞道第三國以去化產能亦成為全球共同面對的挑戰。過往的貿易協定要求簽約國之產品應具有一定比重的本國附加價值或經過實質轉型方能適用關稅優惠,美國近期的策略作為則是透過美墨加協定(USMCA)要求鋼鐵產品必須在美墨加進行熔化及鑄造的工序方能豁免美國依232條款所加徵的25%關稅。此外,亦要求鋁製品供應鏈不得含有中國、俄羅斯及伊朗等受關注國家的初級產品方能豁免10%的額外關稅。
除此之外,不論是民主黨主張以勞工為中心的貿易政策,或是共和黨主張對企業減稅以避免企業外流及增加國內就業機會,其共通點在於勞工權益的減損不應成為外國企業進入美國市場的優勢,從而造成美國勞工的失業。川普時代重新簽訂的USMCA即對於墨西哥汽車零組件產品若欲享有關稅優惠以進入美國市場,則其廠商所僱用之勞工的時薪不應低於16美元之要求。拜登執政期間則對於供應鏈廠商若存在強迫勞動、就業歧視、未能籌組工會等情事,將禁止其相關產品進口。例如,2021年拜登簽署《維吾爾族強迫勞動預防法》後,被列入強迫維吾爾人勞動之實體清單的企業之相關產品,如棉花、紡織品或太陽能產品所需之多晶矽等,將無法進入美國市場。
由以上分析可看出,2024年美國大選不論結果為何,其貿易政策的發展脈絡仍將延續,受關注之國家的實體清單仍將依美國對於供應鏈的審查而持續擴張,對於以中國為產地的製品之加徵關稅短期內亦呈現易升難降的趨勢,供應鏈之廠商是否存在強迫勞動或為爭取訂單而減損其勞工權益,將影響其是否能參與供應鏈的關鍵因素。美國為台灣主要訂單來源,而中國為台灣企業主要的海外生產基地,面對美國的貿易政策走向,台灣企業的因應方向除了重新配置其於台灣以及中國、東南亞和北美的產能及供貨模式外,對於供應鏈的盡職調查亦是無法迴避的事務,其中包含是否存在實體清單內之企業、於各地所進行的工序,以及勞動權益的保障是否健全等,以確保台灣持續成為美國理念契合的民主夥伴與供應鏈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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