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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演蔡總統的經濟戰略
葉基仁

2016/09/22

 經濟:台灣悶很久

回顧台灣經濟發展,從進口替代、出口擴張到加入WTO進入全球化競爭時代,工業生產重心從傳統勞力密集、民生輕工業,逐步發展到以半導體、電子資訊產業為出口主要內容,台灣製造業寫下許多成功經驗。不過,以政策引導資源的產業發展模式,也讓台灣製造業在1980年代出現「二分化」的特殊市場結構,國內市場以資本密集產業為主,出口部門則是以勞力密集、技術層次較低的中小企業為大宗。這樣的產業發展歷程,對形塑現今台灣製造業的出口結構以及其延伸出來的發展瓶頸,仍然具有本質上的影響。

基本上,台灣製造業發展出現瓶頸及出口表現不振,屬結構性議題,導致台灣近幾年出現「悶經濟」的新現象。仔細觀察,台灣製造業有以下幾個值得正視的議題:(1)製造業仍不脫代工模式,而且(2)過度集中電子產業;(3)缺少自有品牌;(4)政府、民間投資不足,直接外人投資(FDI)逐年減少;(5)出口連十七個月衰退,導致GDP成長動能不足;(6) 製造業出口不振無法吸引投資,導致金融業手上都是爛頭寸,超額儲蓄嚴重。買股票做多的多半賠錢,資金從股市移出,前進房地產,房價因此被抬高,進一步擴大貧富及世代差距。

加上台灣企業國際化不足,具實質意涵的跨國企業(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NEs)更少。無法跟上當今全球貿易走向以廠商內貿易(intra-firm trade)為主的趨勢。同時國際上也呈現出不利出口的形勢,例如全球主要工業國家進行再工業化,以優惠政策吸引本國出走的廠商再回國設廠。此種目標設定以《國內生產滿足國內需求》的再工業化政策,導致國際貿易進一步緊縮,台灣的外部需求因而縮減。這些內外因素加總起來,造成台灣廠商無力創造更高附加價值以及薪水較高的工作,成為國人實質薪資停滯十多年的主要原因之一。

推演:蔡總統的經濟戰略

透過檢視、思考上述產業發展歷史與現況,不難看出台灣產業(1)長期以來不能有效提高附加價值,加上(2)出口表現一直沒有辦法突破,是這幾年經濟很悶的根本原因。衍生出民間資金沒有出口,流向房地產導致房價上漲,造成更嚴重的世代、階級對立,受薪階級實質薪資倒退,年輕人就業不易,薪資無法提升,政府財政窘迫無力從事基礎建設等等,都是產業無力創造高附加價值及出口競爭力衰退的結果(outcomes)而已。

因此,本文底下將依蔡總統七月份於「彭博金融論壇2016[1]的演說內容,推演出總統構思的經濟戰略。首要戰略在於提升產業創造附加價值的能力。其次,要為台灣的產品開路,用更好的貿易條件把台灣製造的產品賣到全世界。所以,參與東亞/亞太地區的經濟整合,則應列為第二大經濟戰略目標。

第一大戰略:提升附加價值創造能力GVCs兩端移動

第一要務,就是盡全力幫助台灣廠商往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s, GVCs)暨微笑曲線(Smile Curve)的兩個端點移動。新政府五月以來提出的政策藥方,應該放在這個脈絡下檢視,才能收綜觀全局之效。因此,五大策略性產業、新南向政策都可以視為達成戰略目標的執行方案或步驟。

 以微笑曲線呈現的全球價值鏈,左邊端點是研發、創新、品牌、設計等無形的要素(intangibles)投入,是創新技術的研究與開發。右邊端點是物流、行銷、零售及售後服務等,由最終消費市場所創造出來的附加價值。以台灣來說,歐、美、日是台灣產業仰賴的創新技術源頭,全球消費市場也是以歐、美、日等經濟體最為重要。微笑曲線中間段屬於製造、組裝階段,目前以中國大陸、越南、緬甸、柬埔寨等國為主。如圖2所示,台灣GVCs的地位在歐、美、日之下,與韓國、香港、新加坡相當,為全球價值鏈裡面主要的零組件製造國,所創造的附加價值高於東協主要經濟體,東協主要國家又高於中國及越、緬、寮、柬等國。

GVCs的角度來觀察,可以明確看出台灣產業未來發展的方向。對於已經具備相當基礎的製造業,特別是半導體、電子零組件產業來說,在研發、創新設計、乃至於Taiwan-Inside等品牌建置投資更多資源能量,提升生產、管理技術,是創造附加價值必須要走的路徑。對於少數具有自有品牌的台灣電腦或手機廠商,例如AcerASUSHTC等,則應該要投注更多資源在品牌維護、銷售通路佈建、整合行銷策略、消費者售後服務等,為消費者創造更多附加價值的工作上。

 

第二大戰略:以APEC為平台,加速台灣參與亞太區域經濟整合

台灣擁有正式會員資格的國際經貿組織僅有兩個,WTOAPECWTO受阻於杜哈回合,多邊磋商機制在可預見的相當一段期間內無法取得進展。未來幾年,APEC成為台灣唯一可以參與國際經貿事務的平台,台灣應盡量善用在APEC發言的寶貴機會。

APEC 21會員國包括了RCEP十六會員國當中的十二個,也涵括了TPP第一階段全部十二個國家,亦即,APEC涵蓋的地理區域與國家數目遠超過進行中的TPP2016APEC各級會議焦點之一,是對FTAAP的實現路徑進行討論,目前APEC對亞太區域內的各個RTAs/FTAs持開放態度,包括TPPRCEP都是可能的路徑。不論APEC選擇了哪一個路徑,APEC都會是亞太各國領袖溝通意見、彼此協商、互相合作極為重要的一個平台。

因此本文建議,在WTO談判停滯期間,新政府應特別珍視APEC作為亞太外交經貿官員以及領袖對話的平台,審慎規劃如何透過APEC每年各種不同層級的論壇對話機會,跟亞太各國建立互信、友好與合作的經貿實質關係。今年8月初剛結束的第3APEC企業諮詢委員會(ABAC 3)就是一個很好的開端,蔡總統新任命的三位台灣企業界代表,高志尚(義美食品)、詹宏志(PChome)、駱怡君(工業銀行),分別代表了台灣傳統產業、電子商務及金融業的企業家參與論壇,跟來自21APEC會員經濟體的企業領袖在跨領域議題上,進行意見交流,共同為亞太投資、貿易自由化及經濟發展的願景規劃,提供經驗、心力與智慧。台灣三位企業領袖與亞太各國代表在今年在ABAC 3共同討論獲得的共識可以統整成兩大項:(1)科技與商業模式創新,以及(2)透過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實現更高品質的貿易與投資自由化。

未來不論是參與TPP或是RCEP的談判,台灣應具有更完善的策略思維與安排,藉由外交經貿官員、各界領袖先行規劃APEC論壇議題,與各國代表進行交流,必可創造正面、良好的前導鋪陳效益。特別是,積極投入APEC的經貿合作論壇,也跟小英政府提出的「新南向政策」方向一致、精神吻合。目標都是要為台灣的產業開路,將台灣製造的產品用最有利的貿易條件,銷售到全球各地,為台灣創新產業,創造最高附加價值。



[1] 2016720日,台北市文華東方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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